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

自19世纪末,海外汉学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1世纪以来走向成熟和深化。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该书有关敦煌文学书写的问题值得重视。通过阐述选取文献的缘由、撰写的思路以及向文学本位回归的特色,可以提炼出作者书写敦煌文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即跨学科视域和跨文类叙事研究。考察该书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可以为国内的书写实践提供路径参考。中国文学史编纂应该立足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参与全球国际对话并构建科学的文学史理论,撰写真正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同时又融入世界潮流的文学史著述。

论中国文学史的著述文体

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古代历史著述的三种主要编写体例,也是编撰中国文学通史的三种主要文体。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通史,几乎都以纪传体写成,其主体是作家作品,也包括文体流变和文学风尚的系统梳理;它是现代教育的产物,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也是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成功,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纪事本末体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它以专题讲述的方式建构全书,主要包括诗、文、小说、戏曲、文学批评、民间文学等文类,开篇还有长逾十万字的基础编,是对中国文学史所赖以生长的语言和思想所作的专题分析;编年体以《剑桥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由时间点切入,而不是由作家作品或学术专题切入,构成其显著特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只是学术著作,而不是教材,其价值和得失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认识。

从破解“知识之谜”到主动译介:北欧的中国文学翻译演进历程

在北欧地区,随着传统汉学从语言学、哲学转向对当代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文学的全方位研究,中国文学翻译已逐渐成为一种汉学研究的新形态,对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中国文学的世界声誉发挥了重要作用。历时地看,北欧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翻译。这一阶段以传教士群体对先秦散文翻译为主,其目的在于探索中国文化“知识之谜”。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后30年的翻译。在汉学转型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为“文化的相互渗透”的重要方式,出现了马悦然等倾力翻译中国文学的大师。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翻译。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古典与现代文学翻译并重,翻译模式更为商业化,译者与出版社合作主动推介中国文学作品。从社会学视角看,汉学大师的引领、汉学家个体的研究兴趣,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共同塑造了北欧中国文学翻译的“场域”。

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建设:原则与方法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引领下,中国文学翻译与传播事业如火如荼,逐渐由路径探索深入到提质增效阶段,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研究成为热点。本文依据拉斯韦尔传播过程“5W”模式厘析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的多种因素,利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确立效果评估指标并赋以权重,最终建构一个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体系,以期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效果评估提供较为科学并实用的量具,为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圣人文学家:英语学界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

1901年至2022年,英语学界先后有10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书写孔子,其方法与特征显著:肯定孔子的中国文学奠基人地位,揭示孔子的文学人生,侧重文学文化史考察与跨文化文学阐释,及时补充中国学界孔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关于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英语学界早于中国学界,使世界文学史视域中生成了“圣人文学家孔子”的国际性意义,其面向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分类编纂的思路以及具体导读方法具有重要启示价值。这为促进国际儒学深入发展、中外文明互鉴互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个案。

论泰国汉文报刊传承中国文学的变迁、形态及其文化价值

中国文学传到泰国,以翻译小说《三国演义》而创“三国体”为开始。近代以来,泰国华侨华人接受中国文学的滋养,由阅读自带或贩卖到泰国的中国书籍,逐渐变成阅读汉文报刊上的作品。汉文报刊作为传承中国文学的新载体,为了适应在泰华侨华人阅读的需要,因地制宜,改造了文学传播的形态:使用评论、转写、化用诸多手段,多层次参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义理阐释;新编文本,加上泰语对照,方便阅读;对经典文学加上新释、新解,传达文本精神;揉进异域文化基因,实现在地化。泰国华侨华人以“古”为情感纽带,以“中”为民族自豪,以“祖国”为精神归宿,积极探索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泰国汉文报刊文学,始终秉持“弘扬自由祖国文化,促进中泰两族亲善,沟通中泰文化”的理念。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院校中国文学课程改革的思考——以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小学教育专业(全科)为例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开展高职院校中国文学课程改革,有助于提升学生思政觉悟、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以及开阔思政教育视野,助推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此,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小学教育专业(全科)实施中国文学课程改革,从重塑课程目标、深挖课程内容、优化课程设计、打造课程品牌等四个方面进行课程改革,实现“课程”与“思政”的有机融合,助推高职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落实。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的明清诗词书写

自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首次介绍明清诗词,至2022年中国香港学者张隆溪《中国文学史》的明清诗词书写,120余年来,英语世界先后有七部中国文学史著对明清诗词保持关注。在发轫期、发展期与深化期等不同阶段,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对明清诗词的书写,从诗人词人与作品的简单介绍,到具体的批评与丰富的史述,反映了其逐步走向系统化、深入化的学术过程。文学史著的书写侧重点映射出不同编者的研究风格,折射出英语世界学者对明清诗词评判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变化。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之文学史观探析

文学观是文学史编写的起点,应以文学观的分析为基点而后详细论述两部文学史的文学史观。经过梳理分析可知袁编文学史体现了大文学观与纯文学观范式的混合与广阔文化学视角下的哲理、抒情、历史文学观的融通,继承“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加之历史主义与当代性的结合来考察文学史的发展。章编文学史则是用相对狭义的纯文学观范式与以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文学观对文学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赏鉴,诠释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和突出形式演进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文学史观。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之编纂体系探析——以资料采择为中心

资料采择是文学史编纂体系研究中的重要考察方面。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和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为研究对象分析可知,两部文学史在资料采择方面的相同点为代表作家作品的选择、丰富翔实的注文。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资料采择特点为基准,其不同之处在于对马恩哲学经典的摘录与阐发、冷门作家与女性作家群的出现。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相关科研方法探究

《中国文学概论》和《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代表了袁行霈在文学史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袁行霈以文学为本位,同时多侧面透视的研究方法,并对《中国文学史》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客观的探讨。

反思百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影响——读《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0世纪中国文论的关系是当前文论研究中的一个前沿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以范畴为问题生发点,从传播史、文论史等层面动态勾勒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融入20世纪中国文论的过程,并相对客观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经验及不足,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尽管存在一些瑕疵,但该书因为呈现出相对清晰的理论思辨力、多维的历史意识、深沉的现实情怀而值得每位文论专业读者阅读,尤其是其呈现出的聚焦学理的探索精神与努力创新的勇气值得学习。

既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中国文学出版国际传播对谈录

中国文学出版国际传播既是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中国文学出版国际传播的理想标志是,传播文本所蕴含的价值最终在交流互鉴中融合成为接受方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价值认同是理想的国际传播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其实践路径是文学文本必须实现“审美传播”。作为具体操作手段,按国际出版市场规律办事,较多地选择国外版权代理商和接受方译者等“他者传播”做法,是在“坚持商业出版”这个大的经营理念下的合适选择。

从“哲学观”探究中国文学外译的问题与策略

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中至关重要,而中国文学外译依旧道阻且长,步履维艰。综合来看,中国文学“外出下海”不畅的原因主要有三:文化差异与语言障碍、文学复杂性与译者匮乏、传播形式单一与效率不佳。因此,本文将从哲学观的角度出发,主张中国文学在“出海”时应坚持哲学上的“文化相对主义”“人文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并据之提出相应的译出策略,以此增强译者与外国读者之间的认知共鸣,推动中国文学外译的读者接受,为中国文学外译尽一份绵薄之力。

中国文学与科学的跨学科高等教育教学研究

本文以中国文学与科学的跨学科高等教育教学为研究对象,概括了其在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以及适应高等教育改革等方面的重要性,分析了中华文学与科学跨学科高等教育教学的可行性,明确了文学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为文学与科学跨学科教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提出了建立健全跨学科课程体系、加强跨学科师资队伍建设、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和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完善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估的一系列发展策略,以期为中国文学与科学的跨学科高等教育教学提供参考。

“远读”的选择与比较的意义——《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读后

近年有三部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先后被译为中文。((1))牛津大学出版社自1995年开始编辑“牛津通识读本”(Very Short Introductions),凡300种,从非洲历史到美国移民,从无政府主义到埃及神话,几乎无所不包。桑禀华(Sabina Knight)的《中国文学》亦于2012年列入这套丛书出版。

美国汉学家梅维恒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

美国汉学家梅维恒主编了《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两部巨著,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全景图。他颇为关注处于边缘地位的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不仅翻译与研究敦煌变文与志怪文学,还主编出版《哥伦比亚中国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选集》,促进了中国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海外传播。他还翻译与研究中国经典,包括《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这三部重要的典籍。梅维恒广泛涉猎中国文学的各个体裁与文类,展现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他将翻译与汉学研究相结合,在翻译中充分利用丰富的副文本,呈现了中国文学的丰厚性;他持有的忠实原文又注重译文可读性的翻译理念,推动了中国文学国际传播。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集中的《西游记》及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英语世界汉学家编纂的中国文学史集对推动中国文学作品海外“经典化”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选取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为案例,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集对该小说的评价,重点聚焦编著者对《西游记》主题、著作归属权等方面的探讨,以此考察《西游记》在史集中所呈现的面貌。研究发现,《西游记》在史集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20世纪初,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西游记》做了初步探索,将其视作“迷信小说”;受胡适《<西游记>考证》一文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编著者接受“吴承恩作者论”,小说也被定义为“幽默小说”;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受余国藩影响,中国文学史集的编纂者注重论述《西游记》中蕴含的佛教、道教元素。作为典籍翻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他者视角考察史集中的《西游记》,可以映射出《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有助于学生了解该小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镜像,对提升学生跨文化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计划翻译模式”研究

“十七年”时期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和外文出版社为代表的国家翻译机构翻译实践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翻译模式,即“计划翻译模式”。首先,作为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组织者与业务负责人,叶君健经过“下乡”完成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和思想认识的改造。其次,作为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中国文学》精心设计翻译策略,开展国家文学翻译实践。再次,作为国家翻译机构和国家文化单位,外文出版社服务于国家对外宣传的翻译目的。最后,翻译界经过组织化、计划化的整合,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工具,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是冷战时期重要的国家文化工程。

一部深入剖析中国文学传统的力作——评《六朝佛教灵验类小说研究》

谷文彬新著《六朝佛教灵验类小说研究》采用合乎佛教文学其实、其情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致力于揭示佛教灵验小说中的中国文学传统,显示出作者的深刻认识。通过以意逆志,该书从六朝佛教灵验类小说中梳理佛教文化的中国化,为中国文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建构作出重要的贡献,不仅推进了对六朝文化发展的深入把握,也强化了中国文学何以为中国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