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史学”与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

20世纪初中国学界新生的文学观念与史学观念的兴起,以及二者的联姻,是促使中国文学史学科诞生的重要原因。深究这个原因,我们会发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新史学在早期国人自著中国文学史的生发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考察二者的内在关联有助于我们理清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诸种重要问题,而且,它对我们把握当前中国文学史学科中的某些宿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问题

媒介生态作为传播学的一个流派,可以改造成为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理论原则。将媒介生态区分为宏观媒介生态和微观媒介生态,能够将其与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关联起来,从而为书写百年中国文学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媒介生态的视角进行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界定百年中国文学的叙述起点,更新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范式,变革百年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厘清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动力。

走向民间:整理国故与文学史料的范畴重构

基于对传统学术中崇雅鄙俗之旧习的反拨,新文化派学人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提出了平视雅俗的学术理念,并将其作为该运动的基本原则加以贯彻。在落实雅俗平等学术理念的过程中,为祛除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对民间文化的偏见,突显民间文化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整理国故运动在重估传统时将重心从庙堂转向民间,偏重于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文化传统,呈现出扬俗抑雅的治学取向。这一治学取向将文学史家的史料观从圣人文章和骈文律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推动了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史料进入中国文学史著的历程。

跨文化重构之下的意义生成与演变轨迹——中国式的阿拉伯文学史

本文通过对中国的阿拉伯文学史书写进行线性脉络轨迹的梳理和形态种类的分析,在跨文化重构的观照下,探析意识形态、文学史观和主体介入对中国的阿拉伯文学史书写所产生的影响,旨在对今后阿拉伯文学史的中国式书写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