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之编纂体系探析——以资料采择为中心

资料采择是文学史编纂体系研究中的重要考察方面。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和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为研究对象分析可知,两部文学史在资料采择方面的相同点为代表作家作品的选择、丰富翔实的注文。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资料采择特点为基准,其不同之处在于对马恩哲学经典的摘录与阐发、冷门作家与女性作家群的出现。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之文学史观探析

文学观是文学史编写的起点,应以文学观的分析为基点而后详细论述两部文学史的文学史观。经过梳理分析可知袁编文学史体现了大文学观与纯文学观范式的混合与广阔文化学视角下的哲理、抒情、历史文学观的融通,继承“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加之历史主义与当代性的结合来考察文学史的发展。章编文学史则是用相对狭义的纯文学观范式与以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文学观对文学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赏鉴,诠释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和突出形式演进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文学史观。

作为审美的、人性的及当下话语参与的文学史写作——读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

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汲取了近代人文思潮中的文学史观以及现代精神分析、文本批评和接受美学的成果,重视经典的解读,微观实证与宏观结论相结合,将文学史的审视与人性精神史的考察融汇一体,使文学史的写作既是对精神历史审美形态的严肃解读,又是对当下精神与审美话语的积极介入,体现了人文学者的求实学风与现实关怀精神,对于推进文学史学科建设的现代化、提升文学史研究的思想性都有启发意义。

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兼与《中国文学史新著》商榷

所谓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与人性发展同步"这一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实际上不过是对欧洲文学发展规律的套用。把"人性"仅仅归结为人的个性、人的个性的解放、个人意识、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等等,就把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批优秀作品排除在外。把作家人性自由的表达和感情的浓烈度作为衡量作品艺术力量的标准,认为人性的发展制约美感的发展,都经不起中国文学实践的检验,理论上也站不住脚。中国文学发展有其特殊规律。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中西视野下文学史对“三苏”的书写——以《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西两种文学史著作对"三苏"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但两书无论是在整体布局或是具体撰述等方面,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而差异主要源自两书编纂理念和预设读者不同。《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人性论作为核心理念,面向的读者多为专业人士。而《剑桥中国文学史》持文学文化史观,读者定位为西方普通读者。故两书在编写时各有侧重,也各有长短。

《中国文学史新著》语词训释成就刍探

《中国文学史新著》作为对文学文献高度重视与严谨处理的一部学术著作,在分析文本内容时首先注意对所引的文献进行诠释,辨证地继承已有的训释成果,同时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准确地还原了文本语词的含义,为进一步解读与阐发文本材料的涵义从而在文学史角度作出考量奠定了深厚基础。本文试从语词训释的角度分析该著,探究其在此方面的成就与意义。

明代“台阁体”代表作家“三杨”诗文价值的再认识——兼向章培恒、骆玉明教授请教

章培恒、骆玉明二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关于"台阁体"代表作家"三杨"诗文作品的分析,有先入为主、以偏概全之嫌,故其评判有失客观公正,令人生疑。"台阁体"代表作家"三杨"的创作虽有偏颇,但亦有清新之作,有的也颇为真实地展示了明初盛世太平宰相的精神风貌,其文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琐忆章培恒先生

章培恒先生去世已有十多年了,我们都很怀念他。章先生去世后,师友们发表了许多怀念他的文章,从各个方面回忆其生前往事,评论其学术成就,称颂其道德文章;我也写有一篇小文,回忆他给我们本科班上课时的情形,以及他撰写《中国文学史新著》等的情况。岁月悠悠,初见章先生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水浒传》的妇人话题

《水浒传》一向被人认为有歧视女性的观点,譬如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分析武松、石秀杀嫂的细腻描写,总结说：＂在这上面作者似乎无意中露出了一点马脚,即是他对女人憎恶的程度。＂（《拾遗[戊]一读小说》）如果说周作人的说法比较率意,那么学者章培恒、骆玉明的表述就显得严整而矜饬,他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里有这样的评论——《水浒传》歌颂了男性英雄,却贬低了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