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大体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描述：“中国文学史”这样一种著述方式是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产生的；现代的纯文学观深刻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史”撰写；对古今文学之异的清醒认识是编年体文学史兴起的契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古今”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主体陛与客观性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即从这四个方面展开。

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三个问题

"现代中国文学"是朱德发教授10余年前提出的一个学科命名,经过长期的研究和积淀,目前,由他主持的山东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标志项目"现代中国文学通鉴"已进入收尾阶段。结合"通鉴"的设计构想,几位学者联系自己的文学史观念,从不同的视角对有关理论问题作了阐发论证,这些讨论无疑有助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丰富深化。

审美化的心灵史——评宁宗一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社会》

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体系、课程设置和著述体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转道日本引入中国以来,迄今为止已经走过百余年的历史。对于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百余年只是一朵转瞬而逝的浪花，但是对于文学史研究者来说，这百余年的历程却充满了艰辛。

中国社会史论战视域下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以《读书杂志》刊载的相关文章为中心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中心。王礼锡、胡秋原编辑的《读书杂志》不仅是论战的主要阵地,而且倡导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文学史。《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出版“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特辑,其他期也刊载一些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文章。而且,王礼锡、胡秋原分别计划撰写《物观文学史丛稿》《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文章以《读书杂志》所载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文章以及其他相关文章和著作为中心,讨论分析中国社会史论战所传播的唯物史观如何实践于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并思考评价这种实践的效果与意义。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现代转型——以王国维、胡适为中心

20世纪初期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起步与转型阶段。作为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研究学者,王国维与胡适在纯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在文化立场、学术背景与治学路径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中西碰撞、新旧冲突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文学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境遇。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研究上的差异,呈现出中国文学史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某些特点。

朱希祖与1920年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现代转型

自文学革命始,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开始由传统转向现代,具体表现为文学观念由泛至纯、文学史观由退化转为进化、文学史研究方法趋于科学化。然受制于文学革命的话语霸权,其现代纯文学观的建构未经严密充分的学理论证,对进化史观与实证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与合理性亦缺乏缜密思考。故其文学史研究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误判与武断。全面考察朱希祖文学史研究现代转型的表征与其偏失,有助于我们直观深入地认识1920年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现代转型的整体面貌及其历史局限性。

中国文学的路——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本文记述了作者同已故章培恒教授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经过,介绍了章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以及他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课题的意义,评述了章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几个重要特点和学术价值。

从雷纳·韦勒克的文学史观看中国的文学史研究

雷纳.韦勒克是文学史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渊博学者,他的诸种著述都体现出了其对于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透彻研究,从而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观念演进与书写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四个缺失

中国文学史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冠以“中国”的文学史著作达上千种之多，而且中国文学史还被纳入国家高等教育知识体系之中。但是，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却存在着如下四种缺失。

闻一多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朱自清先生在为《闻一多全集》所作的《序言》中曾对闻一多先生的一生有这样的概括：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合作运动”——“中国文学史研究会”的发起与终止

1922年和1937年,汪馥泉和陆侃如、储皖峰、罗根泽分别发起组织"中国文学史研究会"。汪馥泉提出具体的分工合作计划,并且得到郑振铎、沈雁冰、陈望道、曹聚仁等人的回应,但因观念差异、介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论争引起双方不满、势单力薄等原因,最后无疾而终。陆侃如、储皖峰、罗根泽三人虽然志同道合、术业专攻,但在筹划之中被抗战阻遏。这两次"合作运动"既是民国以来现代学术研究日益精细的驱动,也是对当时中国文学史粗制滥造不满的表达。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兼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当代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研究的3部专著都涵盖了台港澳地区的现代文学史论著,表现了中华文学大一统的气概,但3部专著都撇开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作为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专著奠定了新的、更完备、更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绝不能闭口不谈夏氏《小说史》。只有将夏著纳入自己的版图,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才真正称得上"走向成熟"。

早期的日本“中国文学史”研究

“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文体写作，是100年前的新生事物。它最早诞生于和中国文化有密切血脉关联的日本汉学界，尤以明治一朝蔚然大观。这一时期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前后达到10佘部之巨，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堪执当时中国文学史研究之牛耳。

史通·史识·史心——评朱德发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在《朱德发文集》中,最让人看重的是文学史研究部分。这不仅因为文学史研究占据着文集的大部分篇幅,而且还在于朱德发教授的文学史研究以自己独到的文学史观为引领,以扎实、缜密的文学史现象分析为构件,以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创新和局部开掘为标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史研究体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史通"、"史识"和"史心"。

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的典范之作——评《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1900-1910)》

温庆新博士所撰《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1900—1910)》一书,结合20世纪初期的文教思想,还原近代学制改革、学术变迁大势、传统学术与“西学”知识相杂糅等时势背景对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所产生的共性影响,探讨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个性旨趣及其历史意义。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科学,问题意识突出,研究结论新颖,可成一家之言。

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整体性呈现与思考——评《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研究》

对于中国文学而言,20世纪无疑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历史时段。这种特殊性不仅体现于时代的变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源,更在于种种历史情态作用下人们对中国文学开始萌生了历史意识。中国文学曾经以何种面貌存在?有哪些文学形态与内在特质?经历了怎样一条发展道路?又隐含着哪些历史的合力与嬗变的逻辑?诸如此类的问题逐渐进入人们思考的视野。

“中国文学史写作”研究的新“范式”——评温潘亚等著《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研究》

百年来,中国文学史著作出版已逾两千余部,面貌各异,这不仅表明文学史写作的活跃、兴盛,还侧面说明文学史写作并非定于一尊,而是处于不断变迁之中。此间,有着流传至今的学术经典如《宋元戏曲史》《中国小说史略》,但也出现过为数不少的滥竽充数之作。因此,对这一现象的梳理、把握和定位,就成了一项难度系数相当大的工作。温潘亚等所著的《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对中国文学史写作兴起以来的状况做了详尽的梳理,在"何为文学史"等元理论方面做了可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