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文学”观念演进研究

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文学”观念,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论述重点从杂文学逐渐过渡到纯文学。海外汉学家巴赞、肖特、瓦西里耶夫和末松谦澄对文学的认识处于文献典籍的层面,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代表的纯文学所占并重并不高。翟理斯和葛禄博都增加了对纯文学论述的篇幅,有关纯文学的论述也走向体系化,纯文学的比重进一步提升。盐谷温已经把纯文学作为论述的核心,文学观念也完成由杂文学向纯文学的转变。作为“他者”的早期海外汉学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著中小说和戏曲研究的先河,至今对国内学界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敦煌俗文学研究

敦煌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以郑振铎等为代表的文学史家最早将其写入中国文学史著之中,极大地扩充了中国文学史著的篇幅,打开了撰写中国文学史著的新格局。敦煌俗文学的发现,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国内文学史家用翔实的敦煌文献分析了俗文小说兴起的原因,将敦煌变文视为白话小说的源头,把白话小说的起源时间追溯至五代之前,并根据演进过程将其分为3个支派:完全保存原来面目,一半保存着本来面目,以及采取俗文学的体制而另外创作一种新的作品。海外汉学家同样重视敦煌文献,他们更多地从文体学的视角审视敦煌俗文学,将其与后世的散文、诗歌和讲唱文学等联系对应起来,以彰显其宝贵的文体学价值,也拓展了它的研究范围。在他们看来,敦煌抄本提供了各种早已失传的文类、文体和具体文本,为理解中国中古时代的社会文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财富。海内外文学史家在中国文学史著中对敦煌俗文学的书写和论述,提高了其影响力,推动了它的经典化进程。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著中的古典小说研究——从《文学大纲》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郑振铎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最早在中国文学史中把古典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发展视域之中,并把古典小说分为四期,表现出开阔的文学视野。他把宋代话本小说称为白话文学的黄金时代,积极肯定其高超的文学艺术价值。同时,他在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时融入西方小说观念,用西方小说标准衡量中国古典小说。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著中对古典小说的研究,被同时期的文学史家借鉴和接受,对他们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翻译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中的位置变迁

翻译文学对中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著中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家对翻译文学价值的认识。本文通过考察翻译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中的安排以及文学史家对翻译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史必要性的论述,发现在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撰写实践中,翻译文学经历了起初受到关注、备受冷落和重获关注三个阶段。然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家对翻译文学的关注始终是不够的,他们对翻译文学的认知主要还是基于一种文学功用观。

近代日本中国文学史著中的《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证明。早在唐代,《文心雕龙》就已东渐日本,而《文心雕龙》被写入日本中国文学史著则肇始于近代明治时期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该书出版于1897年;其后涌现出了以铃木虎雄、户田浩晓等为代表的"龙学"大家。近代日本学者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特别是对《文心雕龙》的文体定性与文学史定位,对中国学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们起先认定《文心雕龙》为"六朝散文",为"批评文学",而后赞其是"修辞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作",最后仰其为"初期中国文学评论著作的最高峰"。

文学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

在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中,条块式体例数量最众,但是,过多史著偏爱一种体例,是造成当代文学史给人"相似"、"雷同"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1990年后,一部分文学史家有效利用新的研究成果,强调文学史的体例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未来的当代文学史体例创新,需要在立足本体需要的基础上,从古代史著中吸收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等体例的成熟经验,编纂编年体史著,发展描述型文学史,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多元发展目标。

文学史定位与《王贵与李香香》的经典化历程

在1942年解放区诗歌创作掀起的“民歌体”热潮中,后起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出场”的频率较高。文学史著的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密集呈现,使之已然成为了解放区诗歌创作的代表之作。本文从诗歌接受视域出发,以三个阶段中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为研究入口,爬梳了《王贵与李香香》在文学史著中的出场情况,勾勒文学史著对于《王贵与李香香》之经典身份给予认同与定位的历程,考察《王贵与李香香》得以逐渐经典化的情形和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