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纠葛

自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被引入国内以来,关键词研究一度成为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一股热潮:以“关键词”直接命名的各种专著有三四十余种,其中不乏《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名作,以此命名的各类专栏与译著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不少研究仍停留在词典编纂式的研究阶段,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梳理特定词源的语义源流和古今演绎,尚无法呈现词语背后生活与思想的复杂流变。

“中国现代文学制度”概念的发现与文学研究的本土现代性——读《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增订本)》

王本朝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增订本)》,以作者、读者、文本、社会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体,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性”视野。此书既从单一到综合,彰显文学史研究的非本质主义认知;又从静止到变化,展示了文学研究的动态视野;再从封闭到开放,打通了文学研究的内外关联;同时还提出了诸多具有中国文学特色的新概念。此书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本土化、综合性学术追求。

逆西方现代性的当代摄构与书写实践--陈晓明的文学批评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阐释

《陈晓明文集》2023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陈晓明学术思想的高度浓缩与硬核展示。毫无疑问,陈晓明的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理论构建是里程碑式的,为当代文学研究树了一块界碑。这一评价,完全是基于他所要挑战难题阶位而做的判断。当代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是涉及面对流动、无边、延异、空而开放的“大当即”如何归摄、构形、统握、持留的摄构问题(1)。这完全是现象学意向性难题级别的当代性难题,其难度完全不亚于古典或现代的学术研究。

中国文艺现代性的符号化表达——以当代文学中的黄河意象为中心

中国文艺现代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性偏向概念被提出,旨在超越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固守的西方中心话语,由以“新”的精神所指为重点向强调“中国式”转型,将现代性的时间内质空间化,重构其诞生语境之多重可能的同时,探索中国文艺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文学作为时代精神的载体将这一转型符号化,使宏观的抽象概念具体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现代映射与共同体美学的现代建构,以黄河意象为中心能够更加清晰地再现问题本身。

文学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探究

在全球化语境中,讨论文学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是十分有意义的。本项研究运用文献分析与理论框架构建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文学现代性产生,发展,核心特征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出文学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建内在关联。研究表明:文学现代性在推进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也以自身特有的表达方式与审美追求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同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建构方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政策扶持,学术研究和教育体系整合的解决对策。得出结论:文学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建是紧密互动的,今后的研究可对文学现代性和社会变迁间的耦合度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文化资本的积累路径,文学话语的权力结构与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的认同。

鲁迅、赵树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鲁迅和赵树理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领军人物,但二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都扮演了克里斯玛的形象。鲁迅是创世性的文化英雄,使得陷入困境的文化重新恢复了活力和创造性;赵树理是道德恒守者,弥合了传统美德和现代美德之间的罅隙。这种差异是源自于二人写作重心的差异,鲁迅坚持作者重心型写作,赵树理则恪守读者重心型写作。

论现代科学理念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西方现代科学理念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而且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来源。进化论打破了中国传统向后看的思维模式,为新文学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赋予中国文学以新的文学发展观念;精神分析学说为作家们打开了一个神秘的潜意识世界,为作家们提供了新的表现领域,解决了"写什么"的重要问题;而科学的实验理念和方法则为作家们提供了新的写作理念和方法,解决了"怎么写"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些具体层面上,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有了本质的区别,新文学具有了现代性内涵。

重新审视“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的隐秘关系——评唐东堰《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德先生”与“赛先生”是五四新文学的两大口号,后者在《新青年》杂志上出现的次数远超前者,然而后者的研究成果却远不及前者丰硕。《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聚焦于“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回到历史语境,细致考察科学因素影响下五四新文学的独特面貌;审视文学现场,深刻剖析科学带给五四新文学的负面影响;立足文本证据,全面梳理科学赋予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底色与现代化特质。该著以史学眼光审视文学进程,既回溯历史现场,又追寻当下文学发展的方向,拨开重重迷雾,深入挖掘了“赛先生”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隐秘关系。

现代性的别样阐释——评王德威《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王德威教授主持编撰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对近些年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学术成果的一次整理总结,同时也是“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一次重要的实践。鉴于“现代性”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文学史观念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的重要问题,故有必要从现代文学起点的设置、文学现象的处理以及文学版图的构想三个方面关注和思考《新编》对现代性的新解读。《新编》中王德威试图扩大文学史的视野,视角从关注文学同民族命运密切联系的大事件转移到日常状态的生活图景,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勾勒出动态的、独特的现代性发展脉络。

建构另类现代性:兼论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

探讨现代性及其在当代的形态,不仅在西方,在中国也依然方兴未艾。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是一种“被翻译”的现代性,也即一种“另类的”的现代性。这种“翻译”过来的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架起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桥梁,但“现代性”首先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学术概念,它涵盖了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在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演变之实践之前,有必要对其在西方语境中的起源和发展进行反思,它不仅对全球现代性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探讨文化现代性问题对中国学者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所形成的独特传统,这种传统既可以与西方文学对话,又可以与中国过去的传统文学对话。

中国的现代性难题--以弋舟长篇非虚构《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为例

当下中国乡村空心化及其引发的诸多问题,人们在各种资讯里已经耳熟能详,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如果说这个笼而统之的判断过于抽象的话,那么,我们在虚构和非虚构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比如梁鸿的非虚构作品“梁庄”系列,凡一平的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等。“梁庄”的空心化,我们是通过为难的村支书、无望的民办教师、服毒自尽的春梅、住在墓地的一家人等看到的。梁庄的生活已经破产,我们更看到了乡村文明的破产,也就是乡村传统中的道德、价值观和信仰的破产。

以现代性为衡量的主要尺度——也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是 ,它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一切文学的现代性。现代、现代化、现代性三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与西方启蒙现代性在追求自由民主、社会进步、科学和真理、个性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等方面基本一致 ;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有内在矛盾 ,中国现代性亦然 ,青年鲁迅对此有清醒反思 ;由现代性角度切入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可以定在 1 9、2 0世纪之交或 2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应该给它以一定的文学史地位。但 1 949年以来 ,翻译文学却一直成为文学史遗忘的对象 ,这是不正常的。如何书写翻译文学史呢 ?翻译文学并不能独立构成历史 ,翻译文学史应该理解为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史 ,只有在追索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联互动中 。

革命现代性与中国左翼文学

现代性诉求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但现代性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显著差异的。从梁启超率先提出"革命"的概念开始,现代性的想象就与革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它所遗留的问题导致了五四启蒙现代性的发生。启蒙现代性的终极目标是与革命现代性一致的,但在实施的方案和道路的选择上存在很大差异。启蒙现代性在中国遭遇了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是外部的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其内在理路存在着重大缺陷,导致其自身的目标很难通过其自身的手段来实现,从而被一种新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现代性所取代。新的革命现代性规范了左翼文学的本质、功能、风格,建立了一套新的文学话语,在现代性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左翼文学话语的内在构成并不是单一的。它的理论形态处于动态平衡中,虽有变化,但总的看是注重文学的政治功能;它的文学形态在艺术成就上参差不齐,其中优秀的部分代表了一种追求文学的政治文化功能与审美性统一的特色鲜明的风格。在世俗化思潮风起云涌、文学的方向变得越来越含混的当下,左翼文学的历史承担意识、民族正义想象、社会公正的追求以及文学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观念等,可以作为一种宝贵的遗产被合理地吸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