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基于汉西翻译网站的调查和分析

本文专注于中国网络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网站建设及翻译和传播情况的分析,在综合考虑文化差异、翻译策略以及技术平台等因素对文学传播影响的基础上,客观展现中国网文在西语世界的传播效果。其中,通过结合量化数据对西班牙语网站的案例分析,发现中国网文在西语世界的传播具备以下特点,依次为依赖粉丝间接翻译的传播特点,18-24岁年轻男性用户比重较大的受众特征,以拉美用户为主体的接受特点,这些特点显示出中国网络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在译者身份、翻译模式与受众主体等方面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传播截然不同的新趋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拥抱AI技术以提高翻译效率、扩大翻译团队以实现直接翻译、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提升网络文学的国际知名度等策略以有效促进中国网文在西语世界的进一步传播和接受。

“冷战”·“逆行”·“新时期”—— 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

学科演进与观念变迁:重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

世界文学观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演进既是新时期以来时代文化心理诉求的一种表征,又是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的必然反映。从学术史层面来看,这与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的设置和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它所表征的“世界文学热”也直接影响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思考。从比较文学的学科视角出发,联系当今的世界文学理论热潮,聚焦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观,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文学观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历程及其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集中的《西游记》及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英语世界汉学家编纂的中国文学史集对推动中国文学作品海外“经典化”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选取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为案例,分析不同历史时期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集对该小说的评价,重点聚焦编著者对《西游记》主题、著作归属权等方面的探讨,以此考察《西游记》在史集中所呈现的面貌。研究发现,《西游记》在史集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20世纪初,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西游记》做了初步探索,将其视作“迷信小说”;受胡适《<西游记>考证》一文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编著者接受“吴承恩作者论”,小说也被定义为“幽默小说”;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受余国藩影响,中国文学史集的编纂者注重论述《西游记》中蕴含的佛教、道教元素。作为典籍翻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他者视角考察史集中的《西游记》,可以映射出《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有助于学生了解该小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镜像,对提升学生跨文化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世界文学与中国视域:基于“费加罗三部曲”在华百年传播事件的考察

“费加罗”作为法兰西经典文学人物形象,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拥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以“费加罗”为中心人物的“费加罗三部曲”系列剧作在中国逾百年的跨世纪传播,是作为读者主体的译者、评论者、表导演者、教育系统的受众建构性地参与三部曲文本意义动态生成的过程,体现为“费加罗”在中国视域下的形象生成与流变。这一传播是法兰西翻译文学作品进入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谱系、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较为全面地呈现出民族文学生成为世界文学的面向,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构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生活世界中国化:五山文学的同名同趣与交流的愉悦

以注释的方式研究交流关系,是比较文学文献学的方法。地名、人名是注释的常规内容,如何注释并注出人名、地名的交流关系,是比较文学文献学的重要内容。五山诗人经常使用同名同趣的方法,牵合中日同一地名以及同一名姓,制造交流关系并获得快乐。生活世界的同一地名不多,但唐风地名带来了丰富的同一地名,同名同趣成为普遍现象。同名同趣也是五山诗人推进生活世界中国化的方法,他们极力增加中国因素,甚至刻意模糊中日生活世界的界限,从而打造生活世界共同体。生活世界共同体也会带来文学的愉悦,是诗文写作的动力。中国文学也有类似的方法,但不是以增加他国因素为主,这是五山文学独特的变异,因而五山文学是日本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延伸。

“世界文学”概念的重审与当下中国文学的机遇

本文通过回顾了“世界文学”的历史由来,强调歌德对这一概念的影响;指出尽管歌德没有明确定义“世界文学”,但其思想超越了民族文学的界限。随后探讨了20世纪学者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批评与重新定义,特别是大卫·丹穆若什的观点,认为“世界文学”是超越原文化范畴流通的文学。这重新定义的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可以揭示非西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性。演讲者批评了一些学者的主张,即用英语批评所谓的英语“霸权”并反对将非西方文学作品译为英文,这样做的实际后果就是使非西方文学不可能超出自身语言和文化的范围进而在世界上流通,从而保证了只有西方主要的文学作品在全球流通,成为世界文学唯一的经典。演讲者主张通过文学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和谐,强调人文学科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性。最后从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不同角度,阐释了相关议题。

论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对民族文学研究的启迪:以美国文学研究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有关世界文学的探讨逐渐超越了文本层面和本体论范畴。21世纪的世界文学研究拥有了新的视角、对象和目标,由此形成了更具理论高度和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范式。将世界文学视为一种文学的跨民族传播和接受机制、一种需要全新批评方法的问题、一种世界建构的规范性力量,能够为民族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拥有跨民族视野,获得新的抓手和批评策略,以及鲜明的现实指向。本文以美国文学研究为例,探讨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对民族文学研究的启迪,以期开阔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提供兼顾文学内外的批评方法、指出民族文学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下是不可忽视的议题。

论汉语的诗性与中国文学的“文学性”

“文学性”最初主要是从语言诗性的角度来定义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英美“新批评”都主要是从语言诗性的角度研究文学,成就卓著。今天我们应该回到“文学性”的初始意义,回到从语言诗性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及其“文学性”。文学研究有各种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具有其合理性,而从语言诗性的角度研究文学则是最重要的模式。文学首先和最终都是语言的艺术,其“文学性”就在语言之中,文学语言没有“背后”,“透过”或者脱离语言研究文学都是违背文学本性的。从语言诗性的角度研究文学,其方法、对象、路径等都会发生变化。汉语是伟大的语言,具有诗性,汉语的诗性可以区分“古代”与“现代”两个维度,古代汉语的诗性主要体现在“字思维”以及含混性、音乐性、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等方面,现代汉语的诗性主要体现在“词思维”以及直接性、歧义性、暗示性、情感性、叙事性、象征性、隐喻、陌生化、戏仿、矛盾组合、复杂语义、张力、悖论、反讽等方面。

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性”与“历史化”两种研究范式之争此起彼伏。整体而言,“文学性”范式在1980、90年代迅猛崛起,而“历史化”范式在21世纪以降后来居上。本文剖析了两种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路径与成就,并评析了各自的利弊得失。在当前学界提出重建“文学性”研究范式的形势下,本文认为重建“文学性”范式需要正确处理“文学性”与“历史化”的辩证关系,应当在“历史化”的基础上重建“文学性”。我们需要的不再是英美新批评意义上相对封闭的文本细读内循环体系即“纯文学性”阅读体系,我们期待的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体开放式的“杂文学性”或“大文学性”阅读体系,它必须在面对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时具有高效的解释力,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具有多元审美包容性,以期最终形成一种中国学派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范式。

21世纪以来中国世界文学学术话语的双重困境

尽管中国学者的世界文学研究的国际发表已身居仲位,但世界影响还比较有限。在国内学界,世界文学缺乏奠基性的系统论著,还未形成繁荣多元的学术范式和学术话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主张还缺乏内在逻辑和平衡。由于学术传统、学术诉求的差异以及主流学术话语平台的排他性规则,中国世界文学研究的国际对话的叙事建构效果有限。西方学界在21世纪再议世界文学并非纯粹追求“世界大同”的文学理想,而有其本土实际学术利益的考量。是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世界性认同充满挑战,但西方学术体制的潜规则恰好提醒中国学者需要创造性地保持国际学术对话,主动开辟理论场域,引领学术话语潮流,建构中国世界文学的知识理论。

要重视和加强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性——在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5届(开封)年会上的发言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5届年会,我发言的题目是《要重视和加强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性》,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文学研究为什么要跨学科?首先,因为文学是一个多学科知识的有机综合体。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性的文学作品.

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传播——以《三体》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为例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的英译本使他获得了在英语世界的文学声望。本文围绕译介过程、译本形态和海外接受情况剖析异质文化语境中的由刘宇昆翻译的《三体》英译本,探索中国科幻文学如何在新的文化空间被认识与解读。赞助人与译者的多方合力是促成《三体》海外传播的重要基石;具有鲜明异国特色的“他者”译本是引导海外读者欣赏中国文学审美的有效翻译策略;馆藏数据、媒体关注及读者评价是探讨中国科幻文学的海外影响力和评判海外读者接受程度的重要指标,这3个层面的分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与海外传播提供了新的启示。

文学翻译与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在首届“中国青年文学翻译家论坛”上的发言

文学翻译活动传达出的是中国和中国文化向世界敞开胸怀的重要信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文学翻译体现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特质,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向世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译者在跨语言、跨文化研究方面独具的能力,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力量中彰显了很大的优势。青年翻译家作为翻译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中坚力量。全面系统地推进中国青年翻译家队伍的建设,提升新时代青年翻译家的素质修养,助力更多青年翻译家成长,让青年翻译家在文明互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是当前文化强国建设中一项极其重要而非常紧要的工作。

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

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语义内涵来看,先秦时代,“文学”指文化典籍;魏晋时期,“文学”指文章著述,既包含审美性和文学性作品,也包含应用性和非文学性作品。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文体指向来看,曹丕《典论·论文》、葛洪《抱朴子》、颜之推《颜氏家训》,以及首创《文苑传》的刘宋范晔《后汉书》、继之为文学家立传的梁萧子显《南齐书》,也一直把应用性文学、非审美性文学视为文学。在他们的观念里,应用性文体也是注重美感的,只不过美的表现方式和美感来源不同而已。从文学总集和别集的编录实践来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萧统的《文选》和宋人的《文苑英华》、明清的各种文章总集以及唐宋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诸家别集,都是将文学性文体和应用性文体兼收并蓄,一视同仁。无论是文学观念层面还是文学实践层面,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都包含文学性文体和非文学性文体,其边界既具包容性,又具明确性。金惠敏教授提出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非常切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

历史转型期的当代文学教育思想变化趋势与特征——评《历史转型与中国当代文学思想理论研究》

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多元交融与快速发展中,文学教育作为塑造人类精神世界、传承文化基因的重要途径,其思想理念与实践方式亦在不断地发生变革。特别是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当代文学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与复杂面貌。这一时期的文学教育思想,既承载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与传承功能,也积极回应着现代社会对文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与新挑战。因此,系统梳理和分析当代文学教育思想的变化趋势与特征,对于深化文学教育改革、推动文学教育的创新发展,以及促进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中“文学性”的再现——以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语言变异的英译为例

“文学性”的再现是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乃至中国文学外译的一个重要命题。利奇在《英诗学习指南:语言学的分析方法》(A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一书中总结的英语诗歌的八种语言变异情况,为考察以小说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及其在翻译中的再现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参考。余华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具备利奇提出的全部八种语言变异的情况,但是对小说英译本的检视显示,译者在面对原文语言变异的翻译处理整体而言重视不够,译文美中不足。

走向世界的中国网络文学(笔谈)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并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网络文学作为互联网时代富有活力和影响力的新文学样式,不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文化实践、文化创新的显著成果,也是现代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的网络文学已“扬帆出海”,不仅在经济效益上取得显著成果,还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对网络文学追根溯源,探寻其发展脉络,对其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此,本刊特组织了以“走向世界的中国网络文学”为主题的笔谈,邀请山东大学贺予飞老师作为本次笔谈的主持人,以及多位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知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网络文学的起源问题。

世界文学视角下莫言作品文学性的传递

莫言作品入选《诺顿世界文学选》,跻身世界文学。然而,学界过于强调经济、政治、诺奖的象征资本等外在因素,忽视莫言作品的内在文学价值。从莫言作品的文学性本土化过程及文学性的英译两个层面进行研究,探讨了莫言作品的世界文学之旅。从作者角度,莫言借鉴外国文学写作手法和叙事风格,同时扎根中国乡土,其作品具有特殊文学意义。从译者角度,葛浩文不仅注重文学性的传递,而且通过增加文学元素,如增加韵律、意象、隐喻等,提高译文审美价值。中国文学能否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涉及引进来与走出去两个过程,受作者和译者主体作用的共同影响,其中文学性的准确传递是决定性因素。

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书写研究

一个半世纪以来,以中国古代文学家为传主的英语传记书写经历了19世纪中期的发轫期、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潮期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瓶颈期。从书写特点来看,与中国本土作家用“以事作传”的方法以达到“以传传人”的目的明显不同的是,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主要采用“以文作传”或“以人作传”的方法以达到“以传传文”的目的。从传主形象来看,由于受到传记作者自身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经历甚至偏见,以及西方传记传统和作传时代的急务和重任等因素的影响,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家传记所塑造的中国古代文学家形象呈现出“形象矮化”和“形象增殖”等变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