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成果——评《中国文学译介与中外文学交流——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译介与中外文学交流成为当下研究热点之一,《中国文学译介与中外文学交流——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2023)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该书从作家和翻译家双重视角考察当代中国文学译介与中外文学交流,从文化语境、民族兴衰、社会发展诸维度阐发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如何有效地翻译、传播的思考。其特点反映在如下四方面:一是研究的继承性,二是研究的关联性,三是研究的社会性,四是研究的针对性。这是国内翻译与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成果,对中译外翻译和国际传播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北京政闻报》与中国文学译介

1914年创刊的法文报刊《北京政闻报》不仅报道中法新闻时事,介绍中国文化,而且还在发行27年间译介和出版了一大批中国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向法语世界传播的早期重要媒介。同时,《北京政闻报》还承载了现代中国学人的跨文化交流实践。作为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中国学人在《北京政闻报》的译介活动是现代文学实践的一个侧面,同时,也与世界文学发展形成回馈与互动,为西学东渐大潮中的中西文学交流提供了另一种参考维度。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译介

在琳琅满目的世界文学奖项中,诺贝尔文学奖可谓是其中影响力最大、权威性最高的,不甚知名的作家会因此霎时广为人知,其作品备受关注,销量也会随之爆棚,诺贝尔文学奖对文学、文化传播的重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新世纪日本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新动向

日本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一直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新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研究热情并取得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与以往相比,研究情况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翻译和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学者、学会以及研究刊物有所增加,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研究中国某个当代作家的研究机构,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呈现逐步递增的趋势。另外,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应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学、了解中国学界的研究动态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样,因此,对中国学术前沿信息反映非常及时、准确,选择文学作品精准,翻译速度也非常快。同时,日本学界大量拥入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国学者,这些学者直接冲击日本学界的研究前沿。另外,中国作家经常到访日本,与日本作家、翻译家、学者进行交流,为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日本学者开始分享原本独属于中国学者的文学现场优势,呈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独特文化研究现象。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译介——以葛浩文、杨宪益为中心

当前中国文学输出与西方文学输入之间存在巨大的逆差,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依据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生态学原理和机制,对葛浩文、杨宪益这两位翻译大家的翻译行为以及各自译本的接受效果进行描述和分析,可以发现译者所处的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以及其中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译者地位与责任的定位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遵循翻译规律,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理性地看待当今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国文学才可能实现在海外的有效传播和广泛接受。

“人民文学”在日本——中国文学译介与日本战后文化运动 (1945—1953)

1950年前后,日本出现了一波译介中国文学的小高潮,其特征在于“人民文学”理念的引入。以解放区文学为主的“人民文学”的译介,支撑着一批战后日本左翼知识人对本国的文学和文化运动的规划,也与日本左翼阵营的内部纷争联系在一起。这些译介实践由于其意识形态性和党派性,在后来的日本学界被边缘化,但它们内在于战后初期日本民众文化运动之中,包含丰富的问题。本文以鹿地亘、岛田政雄等知识人和日本《人民文学》杂志为线索,重新考察这些译介实践的来龙去脉及其思想史意义。

还文学以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新方向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是中国学界,尤其是翻译界的热门议题。论者所关注的,大多是翻译层面上的问题,如何提高译本的翻译质量、翻译数量和传播渠道等。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逐渐增多,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地位并未得到较大提升,海外更多的还是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了解当代中国和社会现实的窗口,而相对忽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因此,仅仅通过提高翻译质量和数量,扩大出版发行渠道,恐怕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现在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如何以更有效的话语方式推介中国当代文学,即如何在当代世界文学语境中,阐发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经验”中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关系及其世界文学意义,树立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形象”,提升其文学地位,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人文品牌,促进当代中外文学和文化的深度交流。

中国科幻文学译介研究二十年(2000-2020)——回顾、反思与展望

本文对二十年来(2000-2020)中国科幻文学译介研究国内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同时,对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并对未来的研究予以展望。本研究认为:(1)在研究内容上,应多关注除翻译本体之外的译作的译介与传播问题。(2)在研究方法上,除传统的思辨方法外,应更多地采用基于数据驱动的实证研究的方法和调研法。(3)在研究对象上,除《三体》和其译者Ken Liu(刘宇昆)以外,还应纳入其他有代表性的科幻译作和科幻译家进行系统研究。(4)在研究体系上,应对科幻文学对外译介的三个主要过程(即“作品翻译”→“译作传播”→“译作接受”)进行明确的区分,对构成这三个过程的各核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充分的考察,并把传播学的相关问题纳入到考察范围。

当代中国文学译介的桥梁:“纸托邦”——韩斌、谢飞、聂本洲访谈录

'纸托邦'(Paper Republic)是中国文学海外推介的重要网站之一,它吸引并招募了一批优秀的海外译者从事中国文学译介工作。韩斌(Nicky Harman)、谢飞(Jeff Crosby)、聂本洲(Daniel Nieh)是三位颇具实战经验的中国当代文学译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阅读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独到的见解。他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不仅要关注高质译本的产出,还需高度重视原本的世界性、受众本位、官民协力、合理投资、市场推广等影响因子。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以《教务杂志》为中心

创办于1868年的《教务杂志》是中国近代影响比较大的英文报刊之一,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对西方国家认识了解中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译介过程中,传教士扮演着双重角色——传教士与译者,其译介研究不仅关乎语言,而且关乎社会文化。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差异,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又别有目的,故其很难译介出作品的精髓。但不可否认的是,来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的确为构筑中国形象、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从情感分析看海外读者对中国译介文学的接受与评价——以《劳燕》英译本为例

该研究基于Python等文本处理工具,利用海外主流电商平台亚马逊上《劳燕》英译本的读者评论构建文本数据库,以量化数据呈现读者星级评价、情感态度、高频词云图、语义网络图。同时选取高影响力的读者评论文本进行质性研究,探究阅读体验中具体的情感态度、作品价值的认同程度、作品信息的接受程度及翻译质量的关注维度。借助定量与定性研究,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提供启示。

20世纪后半叶党的文艺政策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影响

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与政治关联紧密。文艺政策作为两者互动的中介,不仅规范和组织文艺创作,而且很大程度上支配或影响着这一时期国家机构文学对外翻译活动。其影响既表现为文艺政策为文学外译发展规定了方向,为有组织、系统性的对外文学翻译活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又体现了对文学对外翻译的限制作用。自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国家机构文学对外译介模式或体制,经历了文艺政策在文革时期极端左倾,再到自80年代新时期以来对自身重新修正后,文学外译努力回归文学并迎来了短暂发展,其与文艺政策关系也开始逐渐复杂,再到进入20世纪末后这种译介模式最终搁浅。从建国后十七年、文革时期以及文革后到20世纪末这三个历史时期,分析文艺政策对中国文学外译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可更深入地探讨政治与国家机构文学外译之间的关系,并为当下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启示。

英语学界中国古典词译介与研究的宏观特点

在跨文化译介方面,英语学界中国古典词在译介时间上迄今已近百年,在词类译名上经历漠视、误读和正解的过程,在词人选择上呈现出多样化与经典化的倾向,在译者身份上表现出本土学者与华裔学者的融合;在跨语际研究方面,英语学界中国古典词研究普遍重视文本分析和综合研究,具有浓厚的方法论与理论色彩,呈现出科学化与多维度趋势。通过借用西方主流思想与批评方法,英语学界中国古典词学揭示出中国词人词作的新形象与新特点、,扩大并部分修正某些西方主流思想。由此,英语学界中国古典词学的诠释路径和话语实践,从侧面反映出英语汉学界与主流思想之间既西学中用又中研西补的张力关系。

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金泰成中国现当代文学韩译研究

韩国翻译家金泰成鞠躬译事30多年来翻译了100多部中国图书,成为推动中国文学走进同质文化圈的典型案例。该文以金泰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学历程、译介情况与译作的译介效果3个方面探讨了韩国翻译家金泰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韩译现状,总结了中国文学在韩成功传播的规律,以期对日后韩国翻译家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有所裨益。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译介传播的多模态互文重构——以英译茅盾文学奖作品为例

纵观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探索成绩斐然,也历经艰辛。然而,新时代文学文化传播的实际效能仍与我国综合国力差距较大。中国文学译介传播的关卡在于目标语受众群体的接受效度,这受制于文化势差、译介策略、传媒机制等诸多因素。当今媒介形态更迭、多元文化并举的语境下,文字模态的语际翻译在国际文化流通中略显单薄。

改编+翻译:中国民间文学域外传播的有效双路径--从汤、赵“真假木兰之争”谈起

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因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改编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而质疑其“伪造”了木兰,强化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定型化偏见,于是自发翻译《木兰辞》来对抗汤亭亭对中国文化的篡改;汤亭亭则称自己无意还原木兰故事,认为传说故事就应当被“把玩”。二人的“真假木兰之争”持续十余年,亦引起大量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若抛开他们的华裔作家身份,将其均视作木兰故事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者,则“木兰之争”就变成了一场中国民间文学对外译介中改编与翻译之间的较量。本研究从译介的角度重新审视汤、赵二人对木兰的改写,并从该个案延展出去,分析改编与翻译在中国民间文学对外传播中的不同职能与互动关系,探讨“改编+翻译”作为外译双路径模式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文学作品外译研究

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文化强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但是中西跨文化双向交流存在不对等的问题,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在走向西方市场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本文分析了在数字化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译介存在的障碍及其原因。为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传播到国外,以20世纪70年代的翻译的文化转向理论为基础,发现语言文字以外的其他因素对作品的对外译介影响很大,并针对文学作品译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策略,系统全面的介绍对外译介策略及其与数字化时代的结合创新。

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媒体、学界和翻译界围绕翻译的重要性、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翻译策略与方法以及翻译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影响和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这一背景下,莫言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等翻译策略被视为葛浩文翻译的标签,部分学者和媒体进而将葛浩文的翻译定性为"连译带改"的翻译,并将这种"不忠实"的翻译方法上升为译介中国文学的唯一正确方法,甚至是唯一正确模式,并据此对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念提出了质疑。对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翻译方法甚或翻译模式等相关问题做出进一步思考,从翻译忠实性、翻译观念、译者责任以及文化接受的不平衡性等与翻译方法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来澄清一些模糊的观点和认识。

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翻译历史观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焦虑、争议甚至质疑。由于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围绕翻译什么、如何翻译以及如何才算"走出去"等问题与困惑,翻译界和文化界对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或多或少表现出某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倾向,因而也存在某些绝对或片面的观念。对此,本文提出应立足于翻译的历史价值观,从翻译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标出发,充分关注文学译介的阶段性和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进而以历史的、发展的、开放的目光,切实从平等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考察翻译活动,推进中国文学对外译介。

翻译的挑战与批评的责任——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语境下的翻译批评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媒体、学界和翻译界围绕翻译的重要性与翻译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作用、影响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同时也针对翻译策略与方法、译者的责任以及翻译观念等方面提出了质疑,进而对中国文学如何能更好地"走出去"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怀疑与担忧。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时代背景下,翻译无疑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对此,翻译批评不应处于缺席和失语的状态,翻译活动所面对的质疑与挑战迫切需要翻译批评对诸如翻译方法、翻译标准、翻译观念和翻译价值等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从对翻译现实的关注、对翻译根本问题的再审视以及对翻译理论的建构等方面探讨翻译批评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所肩负的责任,力求促进翻译批评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展现其应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