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譬喻与中国方法

孔子善于简洁含蓄的譬喻,使受教者通过具体事物理解抽象的“性”与“天道”。孔子譬喻的担保机制既在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也在于人心的道德直觉能力。孔子的譬喻,代表了中国哲学家言说“性”与“天道”的一种典型方式,蕴含着中国方法,塑造了后世中国人的言说方式与思维模式,养成了传统中国人格。近代文化转型以来,孔子的哲学方法受到批判,一个直接后果表现为中国教育体系言说方式的整体转变。新时代需要培养一种和谐宽容与共赢精神为主的理想人格,西方理性主义与对立思维方法主导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在此背景下,为孔子的譬喻乃至中国方法辩护,是一项基础且有益的工作。

世界时代与中国方法

人类已开始走向更为密切的交往模式,但目前的全球化乃是政治经济扩张的产物,还不是真正的"世界时代"。我们不可错认这个时代,而需要丢掉幻想,正确应对"大争之世"。同时,我们也不能错失自己的使命与任务,"第二轴心时代"虽远未来临,但我们亦必须从整体着眼,以谋万世的眼光谋一时的奋发。毕竟,中国自古就习惯于整全地理解世界,故不能以蝇营狗苟而辜负交到我们手上的历史命运。这种历史天命不是因为西方的没落、地理的影响、文明的轮回,而是数千年艰难困苦磨砺和造就的自我要求。西方并没有真正衰落,而天道转圜也仅是外在的说辞。中国强大的生命力在于谦卑谨慎,惕励自省,海纳百川,既不妄自菲薄,又不狂妄自大。韬光养晦,踏实苦干,则能完成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曾经是其他国家立朝和立教的"方法",如今的"再伟大"也需要恰当的方法,而一旦成功,又必定会成为其他文明理解整个世界的"方法"。

以中国为方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

“以中国为方法”命题的提出与热议,意味着发展中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正试图逐渐摆脱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逐渐提出其本真的“主体性”要求。以中国为方法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亦即“以中国为方法,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构成要件,是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实践范式与理论逻辑的生动展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党性特质。以中国为方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立足中国理论、聚焦中国实践、把握中华文明、着眼中国话语,推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转换升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百年创新及其基本经验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看,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科学指南。在这一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两个结合”、活学活用等基本经验。

论“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统摄——兼论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运动

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孕育并生成了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赋予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中国话语“走出去”的历史使命。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和出场,表现出对“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尊崇和弘扬;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要素建设路向的规范,以及新发展理念和“两山”理论对符合时空双维时代潮流发展取向的理论预设,凸显“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预设和规范作用。由此,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话语“走出去”的过程中,将形成相互砥砺、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辩证运动。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美好生活研究范式的转换——以方法论为中心

40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可以分别用“生产型社会”与“生活型社会”加以概括。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有差异的,评估方法也有所不同。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社会建设处于从生产型社会转向生活型社会的过程中,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成为双螺旋,形塑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当前的生活方式研究应从马克思社会理论、美好生活论和中国新发展现实相结合的视域,宏观上将“生产-生活”整体论和“中国为方法”作为美好生活论的基本面向,中观上将“生活者为方法”转换为“家作为方法”和“己作为方法”,从而实现生活方式研究范式的突破和创新。

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述论

民族思想是人类对历史和现实中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中国民族思想史就是在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并且不断发展的民族思想及其实践过程,中国民族思想史最显著的特征是鲜明的时代性,是在解决民族问题实践过程中的智慧表达。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研究中国民族思想史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以中国为中心”与“以中国为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的战略思维特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厚植于中国历史与文化之中,进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与“以中国为方法”的战略思维,展现了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鲜明特征和道路优势,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的“所来”“所在”“所依”“所领”,进而理解其所彰显历史性、现实性、文化性与世界性的“古”与“今”“内”与“外”的内在逻辑与有机统一,体现了鲜明的战略思维。

曹顺庆对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贡献——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为中心

著名学者曹顺庆围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尤其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体系建设问题,推出了一系列自成一体的有影响的论著,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学术建树,奠定了他在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代表性论文成果之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首次对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理论特征及其基本方法进行了完整系统的理论阐述,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过程中形成的代表性理论文献,对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重温此文的贡献,对于我们当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与国际传播,无疑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启示。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方东美对中国当代儒学的发展在形上学领域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从哲学基本问题审视其理论可看出,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形上学义理形态所作的理解,是将为人处事的人生观普遍化为整体存在界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是既有超越维度又有普遍的内在义涵。儒家哲学以易传哲学为儒家形上学的理想形态,《论语》则是儒家哲学的境界哲学;在道家哲学中老子哲学的形上学表征为“体用相征”四个面向。但方东美的理论体系中没有明确言及工夫论哲学,即未能指向现实的实践领域,致使儒释道的同异辩证不易清晰判定。

作为方法论的中国

中国的连续性从无断裂,其关键之存在论理由是,中国是一个以"变在"(becoming)为方法论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固守其"存在"(being)本质的文明。以"变在"为方法论的存在并不划界以守自身同一性,也就不会拒绝本质变化,故能卷入一切异己而化为一体,所以中国才得以不断扩大。空间性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存而不被外力所解构,实得益于时间性的中国方法论,即自古以变而在的生长方式,所以万变反而不离其宗。中国初民选择了以变而在的方法论,就预示了中国之命运:在主动变化的得失与被动改变的磨难中不断生长。于是,中国形成了经史为一的精神世界:以史为经,史不绝则经可续;以经开史,经循道而史作实。因此说,中国存在之本在于其"变在"之方法论,或可称为作为方法论之中国。现代中国的生活、制度、思想和艺术都不同程度地分享着西方的当代性,大体上从属于西方之"今"的历史时态,大多数中国传统都已经基本上变成"古",唯有中国之存在方法论,或者作为方法的中国,一直保持属于中国自身之"今"的历史时态,中国也因此仍然是中国。

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化路径和未来图景

为何研究中国政治?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当前,关注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文献较多,但专门探讨海外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的研究非常欠缺。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发展塑造了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演化路径和未来图景。本文突破传统定量与定性的二元划分,从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维度将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方法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主流阶段、社会调查和回归分析主流阶段、因果识别和计算社会科学方法主流阶段,在此基础上,首次通过学科发展和中国情境的合力影响,来分析比较各阶段主流方法的研究特性和演化机制,梳理相应的智识收获和范式局限,呈现研究方法“学科化”和“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并通过探讨中国、方法、理论三者之间以及不同方法之间的关系模态,辨析方法迭代、融合或建构的路径选择。考察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方法不仅可以探析他者如何理解中国,而且有助于完善政治学方法体系。

全面推进乡村教育振兴的中国路径

乡村要振兴,关键在人才;人才要培养,根本在教育。全面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在政策意涵上,彰显了乡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乡村教育振兴与教育振兴乡村统筹设计,乡村教育振兴层次类别与地域功能全面覆盖;在研究方法上,学术界意识到用西方理论套裁中国实践的危害,提出了“从中国实践出发”或“扎根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方案,但理论原型依然是“西方”的,是“从西方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中国”,应回归“把中国作为方法”;在实践路径上,实现了赓续优秀传统与弘扬现代价值、教育振兴乡村与乡村教育振兴、政府倾斜支持与多方援助帮扶的有机结合,充分展现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力量。

习近平大历史观的方法论传承

习近平大历史观强调在纵向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在横向与世界的整体联系中从长时段、大视野出发把握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以习近平大历史观对中国社会进行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分析,可以在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明确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谋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从方法论角度讲,习近平大历史观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结合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并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三种思维方法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并自觉构成了影响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的新思维方法。

六重向度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方法论是指导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武器,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探索符合国情的现代化路径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向度和内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基于虚拟人合成技术的中国手语合成方法

介绍了一种中国手语合成方法,实现了文本到中国手语的自动翻译,并使用虚拟人合成技术,实现了中国手语的合成与显示,以此帮助聋人与听力正常人之间实现自然交流.在该方法中,首先应用两只数据手套和3个6自由度位置跟踪器,基于运动跟踪的原理,记录真实人体演示每个手语词的运动数据,建立一个初始的手语词运动数据库.然后,应用一种基于控制点的人体运动编辑方法,对每个手语词的运动数据进行编辑与微调,最后得到一个高质量的手语词运动数据库.当给定一个文本句子时,应用人体运动合成方法,对每个手语词的手语运动片段进行拼接合成,最终生成一个完整的手语运动,并基于VRML的人体运动显示方法将合成的运动逼真地显示出来.基于该方法,在PC/Windows/VC6.0环境下实现了一个中国聋人手语合成系统.该系统采集了《中国手语》(含续集)中收录的5 596个手语词,可以合成一般生活与教学用语.经聋校的老师和学生确认,合成手语准确逼真,可以广泛应用于教学、电视、Internet等多种大众媒体,帮助聋人参与其他听力正常人的活动,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重要的社会意义.

“以中国为方法”辨析——兼与杨光斌教授商榷

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大国崛起进程的加速,这种情形更加迫切。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各个学科都在尝试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再梳理、再挖掘。近年来,政治学界提出的“历史政治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文章强调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必须要去“西方中心主义”,但却陷入“中国中心主义”的泥沼之中。中国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的“知识存量”,以及涵盖了中国历史传统政治知识和来自外部且被中国所吸收的其他政治哲学理论知识,都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乃至中国的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撇开这些“知识存量”,而仅仅以“历史基体”来重新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就有可能陷入“历史决定论”之中。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一切知识之源,至于具体在什么国家产生,那是知识之流。因此,知识不在于它产生于何处,而在于谁在使用和为谁服务。

从司法的技术观照到司法的理想建构——中国法律方法论深度研究展开的一个基本转向

在当下,中国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迎来了一个"司法技术重构的时代"。作为中国法学流派之一的中国法律方法论,在司法的技术观照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相关的不足,努力实现自身从对司法的技术观照转向对中国现实司法的理想建构,则构成了克服相关危机并实现研究深度展开的一个基本转向。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中、西视野论析

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以西释中法是最典型、最正宗的方法。冯友兰运用它对公孙龙子、朱熹等人的哲学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胡适等也是运用此法的代表。不能否认这种方法的积极意义,但是,任何用以西释中模式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都难免成见。在这些成见之观照下,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便难免隐而不现。以西方哲学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中国哲学,越接近它的中国内容就越像哲学;离它越远的中国内容,就越不像哲学;越没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就越像哲学。面对中国的崛起,以西释中法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如果要把中国的学术产品(包括哲学产品)贡献给世界,继续走以西释中之路似乎难以达到这个目标。相反,走以中评西或以中应西之路更合适。在以中评西的视野下,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方可凸显,它的吸引力方可提高。

以中国为方法:新时代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方法立场与主体证成

新时代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生成、构建于新时代中国文化思想场域,是新时代中国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折射与回声。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是中国电影学人积极参与传承与建设中国文化思想的主体自觉的过程,也是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在世界话语对话中的主体确认的过程。他们“以中国为方法”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政治现实,面向全球化文化、政治、经济语境,重新审视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客观辩证关系的一种“批判性中国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