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海关史料在近代外贸史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旧海关史料是研究近代外贸史的重要资料。受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的影响,各个阶段研究主题和侧重点不同。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注重对海关贸易统计方法和国际贸易平衡等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20世纪下半叶,近代中国贸易发展动力、对外贸易与市场化和工业化关系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旧海关史料》等一系列海关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使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得以在宏观框架下立体、多角度地呈现,港口—腹地关系、港口格局演变、双边贸易关系和大宗商品进出口贸易成为研究的重点。在研究方法上,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应用,使近代外贸史的研究结论更为精确、严密和简洁。利用旧海关史料研究近代外贸史,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采取审慎的态度,考订、修正贸易统计数据;放宽研究视野,拓展研究主题;加快旧海关史料数据库的建设,多层次、立体化地构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宏观格局。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的出版评述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以近代中国海关内部出版物为主要内容,分为统计、特种、杂项、关务、官署、总署和邮政七大系列。该套丛书进一步充实了近代海关研究的原始档案,资料详实,编辑合理,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海关史、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和近代中国社会史来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晚清—民国埠际贸易的网络体系(1885～1940)——基于海关数据的分析

晚清—民国埠际贸易网络体系的发展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传统经济的转变过程,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885～1904年的快速扩展阶段;1936～1937年的战前埠际贸易发展的最高峰;1938年以后战争期间的非常规阶段。引人注意的是,埠际贸易的空间分布在百年尺度上变化极其剧烈。长江南北有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南方埠际贸易网络更为复杂。埠际贸易仅仅具备中等的空间集中程度,枢纽城市的贸易权重在研究时段内渐趋走低,中小城市港口直航渐成趋势,这种发展态势在抗战爆发之后略有反转。

近代三水口岸海关地图研究

《三水河道图》与《三水港口平面图》分别是在1897年和1911年,由三水海关钤字手莫里森和特拉弗斯,参考英国皇家海军地图'Tweed地图'改绘而成。三水海关最初选择江根墟作为海关驻地,但出于水文条件的考虑,最终确定驻在河口。三水口岸的范围东起浮沉石,西至西江口,不包括西南镇。由于进港航道及锚地水域木筏拥堵、沙洲较多且枯水期长,加上港口码头、库场、集疏运设施不完善,近代三水港口的水域与陆域环境并不理想。

仁川开埠后烟台与朝鲜的贸易

1883年仁川开埠通商以后，烟台与朝鲜间开通了海上定期航线。汽船的定期航运不仅促进了两国间人员的往来，贸易额也开始呈增长态势。本文依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分析了仁川开埠通商以后，烟台与朝鲜贸易的趋势及特点。烟台与朝鲜的贸易以1893年为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883～1893年贸易额呈缓慢增长态势，烟台肩负着对朝鲜土货出口和洋货转运出口的职能。1894年以后由于从朝鲜进口了大量的高丽参，烟台与朝鲜的贸易额出现激增。就大宗商品而言，不仅有传统时代的朝贡物品，也出现了大量的近代工业制成品。总体而言，烟台是近代中朝贸易的重要港口，而人参贸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