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中国肝癌分期患者肝癌根治性切除术后的临床疗效差异与预后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不同中国肝癌分期(CNLC)患者肝癌根治性切除术后的临床疗效差异与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选取125例肝细胞癌(HCC)患者,收集患者一般信息、实验室检测指标[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甲胎蛋白(AFP)]及病理学检查结果。术后进行3年随访,并依据随访生存与否分为生存组、死亡组。统计患者3年总生存率(OS),比较不同CNLC分期HCC患者3年OS,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对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125例HCC患者3年OS为67.20%(84/125),其中CNLCⅠa期患者的3年OS高于Ⅰb期、Ⅱa期、Ⅱb期、Ⅲa期、Ⅲb期患者,Ⅰb期患者3年OS高于Ⅲa期、Ⅲb期患者,有统计学差异(P<0.05)。死亡组肿瘤数目多发、肿瘤破裂、低分化及血管侵犯患者占比高于生存组,死亡组ALT、AST、AFP水平高于生存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肿瘤多发、肿瘤破裂、低分化、血管侵犯、ALT、AST、AFP为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且OR≥1)。结论不同CNLC分期HCC患者术后OS差异较大,肿瘤数目为多发、肿瘤破裂、低分化、血管侵犯、ALT、AST、AFP为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中国肝癌分期Ⅲ期肝细胞癌放疗后预后因素分析及列线图构建

目的探讨影响接受调强放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的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Ⅲ期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后列线图模型。方法收集2012年1月到2021年3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IMRT治疗的CNLCⅢ期HCC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预测患者1年、2年、3年的总生存率,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和校准曲线评估模型效能。根据Cox模型风险评分的中位数将患者分为高、低风险组,使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图,log-rank检验分析两组的生存差异。结果本研究共纳入250 HCC例患者。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数目、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血清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血小板(blood platelet,PLT)是CNLCⅢ期HCC患者IMRT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列线图模型预测患者1年、2年、3年总生存率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别为0.680(95%CI:0.613~0.748)、0.717(95%CI:0.638~0.796)、0.783(95%CI:0.696~0.871),校准曲线显示预测发生率和实际发生率之间一致性较好。log-rank检验显示,低风险组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明显优于高风险组(P<0.001)。结论肿瘤数目、AFP、ALP、PLT是影响接受IMRT治疗的CNLCⅢ期HCC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述指标建立的列线图模型有助于临床医师对患者预后做出更准确的评估并指导临床个体化治疗。

动态增强MRI定量参数术前评估原发性肝癌患者临床分期研究

目的研究动态增强MRI(DCE-MRI)定量参数术前评估原发性肝癌(PLC)患者临床分期的价值。方法2021年1月~2023年1月我院收治的PLC患者69例,均接受DCE-MRI检查并计算灌注参数,如转运常数(K^(Trans))、速率常数(K_(ep))和血管外细胞外间隙体积分数(V_(e))。经细针穿刺活检或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综合评估中国肝癌分期(CNLC)。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DCE-MRI定量参数诊断PLC术前临床分期的价值。结果经病理学检查,69例PLC患者均被诊断为肝细胞癌(HCC),DCE-MRI检查发现CNLCⅠ期17例,Ⅱ期21例,Ⅲa期29例,Ⅲb期2例;Ⅲ期HCC患者K^(Trans)和K_(ep)分别为(0.4±0.1)min^(-1)和(1.2±0.6)min^(-1),显著大于Ⅰ~Ⅱ期患者【分别为(0.3±0.1)min^(-1)和(0.6±0.4)min^(-1),P<0.05】,而V_(e)为(0.4±0.2),显著小于Ⅰ~Ⅱ期患者【(0.5±0.2),P<0.05】;分别以K^(Trans)>0.4 min^(-1)、V_(e)<0.5和K_(ep)>0.9 min^(-1)为截断点,三者联合诊断Ⅲ期HCC患者的AUC为0.812(95%CI:0.706~0.918),其敏感度为80.6%,特异度为65.8%,显著优于各指标单独诊断(P<0.05)。结论DCE-MRI定量参数联合术前判断HCC患者临床分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可为临床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指导,值得应用。

解毒化瘀退黄方对乙肝相关CNLCⅣ期湿热瘀阻证患者炎症介质的影响及临床疗效

目的观察解毒化瘀退黄方对乙肝相关中国肝癌分期(CNLC)Ⅳ期湿热瘀阻证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于我院肝病科确诊为乙肝相关CNLCⅣ期湿热瘀阻证患者72例,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36例;对照组采用西医治疗,观察组给予西医治疗+解毒化瘀退黄方口服,疗程均为12周,随访24周。比较两组治疗前及治疗4、12周后肿瘤大小、肿瘤个数、中医证候积分、细胞因子、肿瘤标志物、生化指标、Child-Pugh分级评分、体力及功能状态评分、患者生存率。结果治疗4周后,观察组瘤体大小较对照组增长缓慢,观察组的临床证候积分、白细胞介素-1β(IL-1β)、白细胞介素-6(IL-6)、甲胎蛋白(AFP)、甲胎蛋白异质体-L3(AFP-L3)、总胆红素(TBIL)、凝血酶原时间(PT)、Child-Pugh分级较对照组降低且ALB较对照组升高,观察组KPS较对照组降低延缓;治疗12周后,观察组瘤体大小及个数较对照组增长缓慢,观察组的临床证候积分、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1β、IL-6、AFP、AFP-L3、异常凝血酶原(DCP)、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TBIL、PT、Child-Pugh分级均较对照组降低且白蛋白(ALB)较对照组升高,观察组KPS较对照组降低延缓,ZPS较对照组升高较慢;观察组较之对照组的临床疗效及生存率较高。结论解毒化瘀退黄方能抑制乙肝相关CNLCⅣ期湿热瘀阻证患者的肿瘤增长,降低中医证候积分、TNF-α、IL-1β、IL-6、AFP、AFP-L3、DCP、ALT、AST、TBIL、PT、Child-Pugh分级评分水平,改善肝功能,延缓体力及功能状态的恶化,明显提高乙肝相关CNLCⅣ期湿热瘀阻证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带瘤生存质量。

中国古史分期新探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一个大问题,从二十年代到现在,讨论已经进行了六十年。六十年来,研究成果虽然显著,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分期思想越来越乱,分期观点也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成文的看法已不下十种:西周初年封建说(范文澜),周宣王“不藉千亩”封建说(李亚农),春秋(东周)封建说(唐兰),鲁“三分公室”封建说(薛其晖),战国公元前481年封建说(杨宽),战图公元前475年封建说(郭沫若),“商鞅变法”封建说(田昌五),秦统一封建说(金景芳),汉武帝“罢黜百家”封建说(赵锡元),东汉光武“释奴诏”封建说(郑昌淦),魏晋之际封建说(何兹全)等。笔者认为,以上各家无论从分期理论、分期方法乃至最后分期观点,均欠科学。本文试图对此谈点新看法。

从条约体系的构建分析中国近代史分期

自从鸦片战争开始之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封建社会沦陷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逐步签订,使得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三部条约也成为了整个条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成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重要标志。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当今思考

稍微接触中国史学的人都知道,多少年来,在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一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所谓“古史分期”,是指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在什么地方断限的问题。古史分期的讨论,尽管意见纷呈,各持一词,互不相让,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论者们在讨论问题时,都承认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奴隶社会,其前提是相同的。其所争者,惟“分期”而已。 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郭沫若先生首先揭幕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那里,他开展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1930年作者将其研究成果编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此书试图论证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一样,都经历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历史于五种社会生产方式并不悖违。具体的历史划分是:殷代是原始氏族社会末期,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西周是奴隶社会,周室东迁进入封建时代。

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

距今8500～3000年是全新世以来气候最佳适宜期,在我国称之为'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或'仰韶温暖期'.处在南北交接'生态过渡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繁茂,动物众多,水源充足,黄土疏松肥沃,这些适宜的生态环境为农业的孕育起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南庄头遗址、案板遗址,到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直至夏商时代的文化遗迹,都发现有丰富的农业遗存,充分说明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农业起源的中心地区之一.有利的生态环境背景和丰厚的经济基础,也是该地区文明发祥和早期王朝建都于此的主要因素.

关于中国崛起期对外政策的若干思考

目前中国已进入战略崛起期,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世界利益格局调整,以国家利益为主要线索,构思崛起期中国外交政策大思路:将相关国家分为利益增加者、利益调整者和利益竞争者三种类型,总体战略是依靠利益增加者、团结利益调整者、善待利益竞争者,以实现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

中国文学史分期刍议——兼论文学史的编写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较大的研究课题。就目前通行的文学史著作而言,其对于文学的分期大约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按社会形态分,象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就分为奴隶制时代的文学、地方分权的封建时代的文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创始时代的文学、中央集权的封建制衰弱时代的文学等阶段。另一种是根据朝代划分,象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分作上古至战国的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等阶段。还有一种是按历史时期分,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分为古代、中世、近代等阶段。这三种分期法中,第二种最为通行,因为它很符合中国人传统的重视时间顺序的思维方法,因此现在各大专院校文科开设文学史课,都是按朝代分期讲授。但这三种分期,无论哪一种,都是不科学的。第一,所谓“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分期的思考

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时间还不长,所以有一些基本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分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基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属于历史学科,其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分期要综合考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据此,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0年共产党组织出现到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之前,这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理论形态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至今,这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形态的时期。

胡绳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是近代史研究的首要问题。胡绳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方法,将中国近代史分为新旧民主主义两个阶段,主导了中国近代史学界近40年。晚年胡绳提出打通新旧民主主义两个阶段,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划在1949年,统一了学术界的认识,显示了胡绳勇于突破自我的勇气,同时也对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不同中国肝癌分期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的复发及生存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不同中国肝癌分期(CNLC)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的复发及生存情况,分析影响肝细胞癌(HCC)患者术后复发、生存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0月至2010年8月行肝癌根治术的724例HCC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患者的术前、术中及术后情况,根据CNLC进行分期,门诊及电话结合的方式进行随访。结果724例患者中,CNLC Ⅰa期383例,CNLC Ⅰb期183例,CNLCⅡa期90例,CNLCⅡb期6例,CNLCⅢa期58例,CNLCⅢb期4例。CNLCⅠa期HCC患者的复发主要为晚期复发(≥2年),占67.6%,而CNLCⅠb、CNLCⅡa、CNLCⅡb、CNLCⅢa、CNLCⅢb期HCC患者主要为早期复发,分别为48.1%、63.3%、83.3%、81%、75.0%。CNLCⅠa期患者1、3、5、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8.0%、88.9%、78.7%、58.8%;CNLCⅠb期患者1、3、5、10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6.1%、78.6%、64.3%、42.9%;CNLCⅡa、Ⅱb、Ⅲa和Ⅲb期患者生存率相似。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血清HBsAg水平、γ-GT水平、PT水平、肿瘤个数、肿瘤最大径、门静脉侵犯是HCC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术前γ-GT水平、肿瘤最大径、微血管侵犯是HCC患者术后总生存时间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结论不同CNLC的HCC患者术后复发及生存预后不同。

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与中国史研究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３０年代到现在，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已经历过近７０年的历程，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李祖德先生撰写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综述》（以下简称《综述》，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

中国音乐史分期研究综述

分期问题一直是音乐史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近些年音乐史分期问题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查阅、归纳、梳理学界对此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中国古代音乐史分期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分期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个人的浅陋之见。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职业教育改革

经济拉动———同步高速发展导言１９７８年，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大潮从这一年开始涌动，中国职业教育在新时期的大规模发展和改革也从此起步。中共中央在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着手拨乱反正的同时，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作出了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

中国文学史分期之我见

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实际上是对文学本质理解的问题,从文学是人的本质物化对象化过程中的感受、体验、人的情感、精神的表现这一观念出发,中国文学可作为如下的分期:1.远古至战国,是中国人意识的第一次大觉醒——“我在”;2.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人意识的第二次大觉醒——“存我”;3.隋唐到五四运动前,是中国人意识的第三次大觉醒——“保我性灵”;4.五四至现在,是中国人意识的第四次大觉醒“唯我”与“超我”之性并生。

从人口数量规模变化规律看中国古史分期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五十年来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许多专家学者不懈地进行探索,提出了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东汉后期、魏晋等不同时期的封建说①,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来。纵观各家的研究方法,多从微观方面入手。

关于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的分期问题

本文针对当前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分期问题上的六种分歧意见，提出了分期应当遵循的“自身规律”、“社会关联”、“注重特征”、“远粗近细”四条原则，主张将中国语文教育史分为古代语文教育期（前语文教育期）、近代语文教育期（始语文教育期）和现代语文教育期（今语文教育期）三大时期，及其所属的言文教育期、古文教育期、文学设科期、国语国文期、语文定名期、语文波折期和语文革新期等七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