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费穆电影的抒情性看中国电影的民族化表达

当下,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热潮体现出了中国电影呈现民族化美学风格的必要性,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与传播方式,在当前提倡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下,融入独特的民族风格显得尤为必要。当下,无论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还是建构中国电影学派,都离不开讲好中国故事。费穆导演坚持不懈地追求民族风格且极具前瞻性,对当前中国电影的民族化表达具有借鉴意义。费穆导演在中国混乱艰难之际开展电影创作,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当时的电影以现实主义题材居多,而费穆注重在电影作品中以抒情化的方式呈现自己的爱国之情与现实关怀,这在当时非常难得,其作品充满了抒情化的诗性美感。种种实践探索使费穆电影立足于传统文化并接力现代,具有反映并超越时代的美学价值。被称为“诗人导演”的费穆坚持不懈地追求民族风格且极具实验性,正因如此,费穆的电影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从一开始的饱受争议到成为获得一致认同的经典之作。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及电影观众审美喜好的变化,当下,包括抒情性在内的传统美学对我国电影的影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文章从费穆电影的抒情性出发,探究我国电影民族化表达的具体路径,为从业者准确把握民族特质、在电影中实现民族化表达提供参考。

民族化的裹挟:以比较视野看新时代中国动画电影

动画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别,承担着传播中华文化的民族使命。现聚焦中国动画电影近年来对民族元素的应用,基于比较视野,从纵向的历史维度进行分析,发现民族化不恰当,与时代特征的结合不当,思想内核不清晰是当前中国动画电影存在的问题。中国动画电影需要在保留民族化特征的基础上注重情节的流畅、内容的丰富和精神内核的塑造,不被民族化裹挟,进行适度的创新。

作为一种情感影像:早期电影民族化的“情”之进路

电影源于对真实世界的拟真再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情”是电影艺术存在的根本,观众对影像的接受及审美是依“情”而生的。“情”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概念。中国文学之“情”有“实情”和“人情”之分,在历史演变中,指涉感性情感的“人情”意涵渐成主流。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用此概念意涵观照早期中国电影,探讨其在电影功能和影像形式的创新,以期建构以民族化为旨归的情感影像。

从《风声》解析“中国民族化的商业好莱坞”特点

《风声》是一部十分典型的谍战片,它以一座奢华而阴暗的城堡,一个充满杀机的鸿门宴,五名各具特色的人物,让人惊心动魄的剧情,吊起观众好奇心的悬念,从表面上看是很像好莱坞模式的商业大片,中国观众的喜爱它,是因为它是一部富有中国民族化的商业类型片代表之作。《风声》将商业电影的特点与民族化的特征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以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去冲击观众的心灵,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创新的表现技巧。

一种现代写意电影——论王家卫电影的写意性兼及中国电影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等问题

本文不同于时下普遍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阐释王家卫的电影，而是换一个传统美学精神的角度，并进而认为，王家卫的电影影像语言和艺术表现方式具有一种写意性的特点，这种写意性是传统美学精神之现代转化的结果，因而是一种现代写意电影。文章较为细致具体地从王家卫电影对时间空间的表现，画面的运动性和多视角散点透视，人物的写意化、现实的寓言化、艺术的表现性和抒情性的特点，审美方式的感觉印象化和感性特点等角度论述了王家卫电影的这一特点。从王家卫得出的启发是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中国电影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等重要问题，尤其要开放地理解“民族化”。

电影符号学视域下“十七年”中国动画电影的民族化叙事表达

本文从电影符号学切入,对影像符号的意义表达、中国民族动画电影影像与民族化叙事之间的关系及民族动画电影中电影符号的精神文化内涵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前、后十七年"中国民族动画电影为例,对电影叙事影像符号的构架设置与意义传达进行探讨,力求从电影符号学角度对"十七年"中国动画电影的民族化叙事表达进行深入挖掘,提出中国民族动画影片应重视电影与观影者的关系,重视民族化叙事符号的精神指意性在影片中的表达的学术观点。

“中国电影学派”的本土艺术实践与民族化路径探索——以赵季平与谭盾中西不同视角的电影音乐创作为例

民族化与中国性问题是中国文艺创作长期以来的重要论题,也是当下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的代表性创作者,赵季平与谭盾的电影音乐实践在民族性的继承与发扬上可谓起到了表率垂范之功.赵季平的电影音乐创作以强烈自觉的民间意识与本土立场为首要特质,他扎根在民间/传统文化场域之上,始终不懈地从民族民间音乐与戏曲音乐中汲取可供利用的艺术元素,并加之以现代化转换.谭盾的电影音乐创作则具有鲜明的国际视野与先锋意识,并有意识地以全球化目光观照中国本土音乐传统.二者的电影音乐创作形成了殊途同归的两种创作路径:前者以民族化为内核,由民族而世界;后者从国际化出发,为世界表民族.赵季平与谭盾的电影音乐创作为当下“中国电影学派”如何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对话和碰撞中建构艺术主体性与文化认同提供了颇为有益的启示.

民族化与时尚化相糅之路径——中国电影审美的一种新选择

中国电影作为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无疑,既要走民族化道路,又要紧跟时代洪流,与瞬息万变的新生活、新思潮合拍。自早期问世,到逐步演化、发展至今,中国电影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传达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纵观近几年世界各国电影的发展轨迹,民族化与时尚化之相糅又确有其独特的优势。因此,在全球电影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中国电影要想走得更远,也必须在坚持自身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不断开拓新思路、新题材的同时,走出一条民族化与能反映中国特色的时尚化相糅的路径来,而这正是中国电影审美的一种新选择。

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民族化”之思考

“民族化”的主要内涵,并不等同于民族性、民族特色或者民族主义,而更在于强调通过借鉴外国电影的他者经验来更好地突出自身的民族品格,来为表现本民族的内容题材服务。在电影语言日趋国际化、通行化以及观众视听感觉日益趋同化的情况下,如何“化” 西方霸权式的电影经验、电影语言为我所用,将中国电影做得好看、耐看、有艺术性,同时又能在价值观念、地域色彩、风俗习惯、审美理想等方面凸显出中华民族独特的东方品格,是当前在全球电影面临“美国化” 的境遇下,提出中国电影“民族化” 的真正内涵。

当前中国动画电影民族化叙事的缺失及对策

当前中国动画电影迷失在对美日动画的模仿之中,不仅在艺术形式上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叙事上也越来越丧失其应有的民族个性。坚持民族化叙事是当前中国动画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动画市场上制胜的法宝。为此,动画创作者要善于从民间文学取材,并深挖其民族文化内涵;要按照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实现传统文化元素的当代转化;要实现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还要善于借鉴中外优秀动画电影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策略,并"化"为己用。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国动画电影民族化叙事的“破”与“立”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三十余年间,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一批动画创作基地,以特有的民族化叙述方式,成功创制了一系列具有浓郁中国民族风尚的动画作品,其中,《哪吒闹海》《三个和尚》《大闹天宫》等经典作品至今仍广受欢迎。但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国产动漫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走上了对欧美日韩的模仿之路,一度式微。

中国电影意象美学的历史脉络——中国电影学派理论民族化建构探析

中华意象美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化意为象,炼意成境,以明象、设境来明心达旨,传情表意,不但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形象思维模式的体现,而且渗透于中国电影的艺术创造与理论阐释过程之中,形成中国电影理论的民族特色。因此,梳理中国电影意象美学历史脉络,推进中国民族电影理论研究,既是加强中国电影学派民族化建构的必要举措,也是夯实中国电影建设理论根基的重要环节。

用丰厚的民族化内涵赢得和打动世界——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编剧路径思考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张名片,电影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先锋军,正在征服国际市场的路上跋涉。而剧本是电影的灵魂,对影片最终品质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电影必须从剧本创作开始,不断探索适合时代要求的编剧路径,在题材上关注现实的深刻书写,在内涵上注重人文精神的含蓄传达,在美学风格上深化民族色彩的明朗表现,在艺术上实现叙事的持续优化与完善,在类型创作上积极探索创新,使剧作拥有更加丰厚的民族化内涵,真正赢得和打动世界。

新时期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民族化思考

来自于好莱坞电影美学的文化霸权成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桎梏，中国电影要想走出发展困境，就必须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道路。要从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理清现实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联；反思现实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探索现实主义与民族化的尝试。这对于当下中国电影走出萎靡的现状，摆脱其自身的困境，也有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唯美风、民族化与人道主义:中国电影话语范式的三个维度

近年来,随着全球文化竞争的激烈,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盛况空前,中国电影的再发现与再解读再次成为国内电影学界的一个学术焦点。文章拟从写作形式与语言结构两方面出发,探讨中国电影的风格、思想与新话语问题。一、中国电影唯美风格与写作形式的确立要讨论何谓中国电影的写作形式,首先要厘清在何种意义范畴下讨论“中国电影”。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电影民族化研究综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是在"文革"后的一片废墟上开始建构自己的辉煌艺术历程的,它所撑起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面旗帜为以后中国电影的发展指明了方向。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电影的市场化、产业化、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探讨,理论上丰富了电影民族化的内涵,实践上也促进了中国电影的进一步成熟。

作为学术话语的中国电影“民族化”问题再思考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罗艺军先生对电影民族风格、“民族化”等问题的讨论影响很大。他的《电影民族风格初探》《电影民族化论辩》《中国电影理论与“洋务派”》等文章,都是电影研究必读的重要理论文献。中国电影“民族化”理论,是20世纪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学术话语,始终是中国电影创作和理论建设的重要命题。今天我们谈“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美学、电影工业美学、共同体美学,这个命题无疑又有了跨越时代的新价值。

新时期中国动画电影叙事与民族化问题研究

新时期中国动画电影创作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凸显出一些典型问题。在制作技术层面已达世界先进水平,然而在故事、叙事等方面则略显薄弱。对于民族化的探索仍停留在外延层面,内涵挖掘不足。本文首先对新时期中国主要动画电影的创作类型及叙事策略进行梳理,进而对其叙事层面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从东西方电影叙事体系的对比中探讨具有民族内涵的叙事策略及其取舍问题,以期为将来中国动画电影创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动画电影“民族化”风格的审美领域与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动画电影发展、转型与创新的四十年。艺术创作者在早期美术片开创的辉煌历史中谋求"民族化"的延续与传统文化的生存,"民族化"动画风格充满审美意蕴,在社会人文生活的多个领域存在高度审美价值,代表了民族的文化自信的生生不息。

动画电影与中国民族元素跨媒介融合的隐喻性

中国动画在过去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早期的手描笔绘到现在的数字技术,始终没有停止对民族化与民族精神的探索,在深植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独特的民族元素体现着中国的民族气韵。从1922年,万氏兄弟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动画广告开启中国动画创作,《大闹画室》(1926)、《骆驼献舞》(1935)分别让中国动画走向故事化和有声时代。《铁扇公主》(1941)开启了中国动画艺术的民族化探索,这部对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进行跨媒介改编的作品,融合了中国民间木刻、绘画的艺术风格,杂糅京剧与杂技等民族元素的动作程式进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