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应用型大学中国法律史教学改革的思考

新文科建设同课程思政的建设目标有相通之处,作为专业课教师,需要通过教学内容的设计,实现教学的育人目标。而应用型大学的培养目标决定了教学对象的特殊性,是教学过程必须考虑的因素。因此,根据新文科建设及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的需要,在法律史教学中明确教学目标,调整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法,对于培养德法兼备的应用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微信平台的中国法律史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为了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文章首先阐述了中国法律史课程教学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然后分析了基于微信平台的中国法律史课程教学改革的优势与劣势,最后提出了基于微信平台的中国法律史课程教学改革策略。

史实建构、中西融通与现实关怀——陈景良教授《学步古今:中国法律史略论稿》评介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以中央名义印发关于加强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专门文件,对于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意见》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国实际,推进法理学、法律史等基础学科……更好融入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强化法学基础理论研究。”

东法西译:近代中国法律的对外译介与形象自塑

近代中国法律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是比较法与中国法律史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西人对中国法律形象的“他塑”入手,鲜少关注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与法科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对外译介“自塑”本国法律形象。与北洋时期相比,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法的对外译介呈现为一种多主体、多维度的复调叙事。立法院主导的《中华民国民法典》英译,通过“副文本”的使用以及区分化的翻译策略,达到彰显民法典之中国性与现代性的宣传目的;实业部推动的劳动法英文著译,则与其同时期的国际会议参与相配合,共同服务于在租界内适用中国劳动法的政策目标;而东吴法科学人对中国立法文本与司法实践的译介,更多是从比较法角度客观剖析中国法之特点,进而在学理层面树立中国法的主体性。这三种不同的对外译介路径,最终共同重塑了近代中国法律的域外形象。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中国法律史学创新发展的道路选择--以统一多民族国家本土法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为视角

当代中国之法学研究要立足于传承发扬古今中外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共识,尤其要建构适合于我国国情、社情、民情、族情的本土法律史学研究体系。一方面,我国的法学学科发展应当高度关注并认真学习、总结、传承、推进人类先进之法治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中国法学理论界应当客观理性、求真务实地尊重和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宝贵资源,从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规律与客观事实中,认知发掘多元一体格局、法治文明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几千年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多元一体的历史,夯实和巩固了中国大一统战略布局中长期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思想基础。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障我国多民族大团结,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与法治中国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方式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事业,以及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的长治久安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法律史课程教学对博物馆知识的引入

中国法律史教学需要引入异质学科的知识,这既源自中国法律史学科本身的性质,也是“新文科”教学的导向。在中国法律史教学的各环节,异质学科知识的引入能够实施。博物馆陈列的原理性知识和博物馆陈列的物件知识引入到中国法律史课堂教学中,将实现该学科教学的正当化。因此,在中国法律史学科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与博物馆的对接方式,从各方面实现博物馆知识引入课堂教学的路径,并在其中体现课程思政。

法治与德治一体化实施的实践探究——评《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法治与德治的研究愈发受到重视。《论法治与德治: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内在观察》一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剖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该书从多个维度对法治与德治进行了细致比较,旨在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提出了一系列见解。该书作者梁治平先生以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的眼光,试图回答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为一个曾经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属性的概念,“法治”为什么会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重要政治议题?

国家形象构建下中国法律典籍译介规划研究

国家形象是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而中国法律典籍外译是自塑并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长期以来,中国法律典籍译介的国家形象塑造功能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其研究也多局限于随机、自发式的个体翻译层面,难以对接国家战略、满足社会需求。作为一种国家翻译实践,中国法律典籍的译介应被置于国家翻译规划的范畴下进行讨论,文章从基本规划、话语规划、教育规划、传播规划四个方面展开具体规划分析,希冀能为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塑传播、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提供明确的目标和路径,推动国内相关研究深入发展。

两宋民商法及中国传统法的变革与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与“人民教育家”张晋藩教授的对话

中国是世界上法制文明最发达的古国之一,如果从夏朝算起,已经有了四千多年法制文明的历史。在法律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因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朝各代法律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指出,两宋时期的民商法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引发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法律开始了近代化转型,即以大陆法系为模板进行了法律的移植,中国的法律和世界法律开始接轨。

探析中国法律文化的内核——法统

中国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且纷繁复杂,因而笔者仅就“中国法律文化的内核即法统”这一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重点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论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历史脉络即“神本位”的法统时代(殷商)———“家本位”的法统时代(西周、春秋)———“国本位”的法统时代(战国、秦朝)———“国?家本位”的法统时代(西汉至清末)———“国?社本位”的法统时代(国民党政府时期)———“国?民本位”的法统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上六种不同的法统观有一个共同的内涵即:中国法律文化的总体内核“集体本位”。但我们决不可忽视1949年前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集体本位”法统观是单向的,而社会主义法律文化“集体本位”法统观是双向的。最后笔者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挖掘出可供借鉴的智识资源,以期能够加速中国实现法治现代化的步伐。

偏好与追求:中国法律史的跨学科研究

王兄建平主编邀我加盟＂岭南学术＂栏目,谈谈自己的学思经历,这让我感到了一份荣耀,也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安。下面,仅仅是我三十年读书问学的点点滴滴,既是总结,亦是反思。一、命运弄人与散漫读书所谓＂人生无常＂,信然。有时,我们根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更不用说掌控了。很多事情,似乎皆是阴错阳差的偶然结果。

抚今追昔，砥砺向前——为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40周年而作

1979年6月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法律史学会迄今已经40年了,学会的组织由原来的中外法制史、中外法律思想史扩展到现在的中国法制史专业委员会、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西方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法律古籍整理专业委员会、儒学与法律文化分会、民族法律文化分会、东方法律文化分会、老庄与法律文化分会等八个组织,会员由最初的五六十人扩展到今天的三四百人。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近年来,国内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逐渐升温。关于法律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的含义、主要内容及理论体系,法律解释研究的进展及研究走向,哲学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深刻影响等问题,学界提出了各种看法。尤其是,法律论证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律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法治理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方法的应用也离不开价值衡量(利益衡量)、法律推理等传统法律方法的辅助作用。

传统中国法律的家户性及当代价值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部分,产生于经济社会基础之上并为经济社会服务。由社会大分工造成的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一家一户的家户制是其突出特征,由此决定了传统中国法律的家户性。这包括维护家长的权力和地位,强化家户成员孝老爱亲的人伦情感,注重家户成员间的相互责任,以户籍制度巩固和维护家户制度,注重发挥家户自我调节功能,国家法律不轻易介入家庭事务等。近代社会以来,传统中国法律的家户性得到根本性改造,现代法律具有个体化的特性。在个体化趋势日益猛烈的当下,有必要重新认识传统中国法律的家户性,并从中发掘当代价值。

当代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当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经过"前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7)与"改革开放"(1978-至今)三个阶段。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每个时期的研究成果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前十七前"主要采用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曾对推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文革十年"中这一方法的绝对化却成为学术发展的桎梏。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使学术研究方法多元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随着方法的多元而繁荣兴盛,与以往相比,研究成果剧增,多角度地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拓展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领域,但对研究方法的过度重视也带来研究中的其他问题。

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省思

近些年来 ,尽管学界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依然缺乏必要的、自觉的省思。据此 ,本文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现状出发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一番检讨。文章共分四个部分 :首先 ,谈论方法的一个前提 ;其次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 ;再次 ,考证与解释 ;最后 ,史料与理论。

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及其转型

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及其转型夏锦文（南京师范大学南京２１００９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法律精神品格和制度特征，从而成为区别于其他法律传统并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法律系统，即“中华法系”。因此，概括地总结中国传...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时代图景(1949-1966)——马列主义方法论在法律史研究中的表达与实践

1949年后随着教育界的院系调整,中国法律史学科几乎全面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学科建构的层面而更名为"国家与法权历史"或"国家与法的历史",同时确立了以阶级分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实现了中国法律史学科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转变。但是阶级分析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的唯一化和教条化运用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法律史学科研究的僵化。当时的研究境况给当下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对话:中国法律评注的现状与未来

在这期"法律评注"专题,我们邀请了三位谙熟法律评注的专家,北京大学张双根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朱芒教授、浙江大学朱庆育教授,由我提问,一起为中国法律评注的现状和未来把把脉。对话的认知起点是:我们属于依赖体系化抽象立法的大陆法系国家,正确、统一的法律适用需要法律职业共同体(尤其是法官),不仅能正确把握相关法律概念、法律制度,能掌握统一的法律解释方法,而且能根据在审疑难案件的特殊性,甄别不同的学理通说和司法通说,作出恰当的选择和论证。这种高标准的"有法必依"要求,对于任何法治国家的法学教育和法官培训都是艰巨的任务,德国法律评注就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最好法律工具,它缓慢但是肯定地进入了我们的法律视野。几位学者谈到,必要性不等于可行性,眼下立法、司法判决和学术研究的质量都需要更多进展,才能满足评注撰写的前提条件,加上现有学术体制并不支持壮劳力期的优秀学者沉下来深耕细作,编写规模较大的法律评注的时机尚未成熟。困难是工作的动力,大家表示"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想最切实际,期待这些思考和疑惑得到更加内行的回应。

“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法律史学科是在以西方法重构中国法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是一种"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的研究,忽视了中国法本身具有的多层次,多向度以及模糊性的特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对象应当转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约束人们行为的是什么"和"约束纠纷裁断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上来,强调对中国法历史的描述性微观研究。与之相对应,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应当在对成文法律研究的基础上,更广泛地使用诸如地方司法档案等中国本土素材来描述中国法在历史实践中的真实面貌。从而将中国法律史定位为研究"中国法的历史",而非"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