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法治模式的建构

市场经济模式之多样性对各国法治模式的发展具有启发作用。二者之间不仅有市场经济催生法治,抑或法治保障市场经济之共生性,且在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之关系上都具有适当分离性,作为一种制度都具有可移植性。中国法治模式与西方法治模式既具有共性也具有特殊性,且二者都未停止发展。中国模式是中国法治模式的母体,只有前者成功才有后者成立,因而中国法治模式与中国模式的成熟与定型具有动态同步性。

依宪治国与中国法治模式构建

十八大以来法治的重要性愈加彰显,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治国,能否真正贯彻落实依宪治国,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着我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全局。我国的法治之路在充分借鉴域外法治资源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范式,法治迅速的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因而中国法治模式的形成成为现实可能。

思维方式传统与当代中国法治模式的路径选择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又孕育了不同的法律生长模式,进而形成了各自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治理传统。思维方式传统对于一个国家法治模式的选择和法治道路的走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对当下中国法治道路的探索,不能忽视对该问题的研究。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中西比较的视角探讨思维方式传统与现代法治的关系问题,并从思维方式出发探索中国法治模式的应然走向。

论“治-综治”取向的中国法治模式

30年来,我国已经孕育出一种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法治模式。这种法治模式的关键词是"治"与"综治"。其中,"治"表征秩序,体现了中国法治模式的价值目标:这是一种通往秩序的法治。"综治"作为"综合治理"的简称,体现了中国法治模式所依赖的路径或方法。"综治"意味着:为了实现"治"的目标,不能仅仅依靠法院、法律、判决,还应依靠其他机构、规则、方法,而且还要"综合运用",从而让各种机构、各种规则、各种方法形成合力,共同实现"治"的目标。以"治"与"综治"作为关键词,可以把握当代中国法治模式的神髓。

重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三个向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方向向度是坚持"三个至上"思想,价值向度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策略向度是创新社会管理。

法系视角下俄罗斯法律传统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比较法视野中,以法系理论为基础,可将俄罗斯法律传统的演变分为社会主义法系之前、之中、之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其法律传统一直存在形式与实质的分裂,形式上的西方化与实质上的俄罗斯化成为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与俄罗斯文明体系中政治、宗教、习俗等各种具有稳定性的文化因素紧密关联。苏联的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对中国有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发展过程中有复杂多样的法律文化背景。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的各种文化的关系,对于走好中国特色法治之路意义深远。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从人类文明的形态上,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法治的其本形态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宗法模式,与社会决定国家的民主模式。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法理意蕴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逻辑力量推动中国法治建设,是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新道路,是现代法治发展的新模式,是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认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放眼于世界,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刻阐述其对世界法治文明的原创性贡献。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发展,坚持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协调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等。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法治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高度统一的集中体现。在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实践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就要遵循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和促进当代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凝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

“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法治模式关系探讨

"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法治模式存在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对公权力的警惕与慎用、对人权的尊重与关怀、对正当程序的重视与践行、对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弘扬与实践等方面。可从把握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树立"有限政府"和"公民社会"的理念、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对"枫桥经验"所蕴含的法治理论进行解读。从绍兴市、浙江省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探索实践看,"枫桥经验"对推进中国特色法治模式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必须把握三个方面的关键点:一是法制建设同道德建设相结合,二是对"枫桥经验"以及其他经验的及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三是加强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培养。

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原因、意义及完善趋向

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解释当代中国法治发展何以较为成功的重要范式。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源于"央地"经济分权、国家法治的引领和流动经济的压力。地方法治竞争兴起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有利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地方竞争的正向化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也已成为中国法治发展模式中较具特色的部分。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虽然意义深远,但也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是增强地方法治建设中法治价值的独立性;二是扩大地方法治建设的民主参与性;三是进一步推动经济要素流动以增强地方法治竞争的压力与活力;四是积极促进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竞争的形成以实现地方法治竞争的规模升级。

Re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Meaning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Beyond the existing academic viewpoints, clarifying the scientific meaning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n the binary interac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reifying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from an abstract symbol to a logic in action. The subject dimension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subsumes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self confidence, indepen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of the subject. The object dimens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focuses the relation mode and governance pattern between right and power. In the dimension of time,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the unificat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 of China model. In the dimension of space,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committed to seeking the right to speech, governan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