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法律思想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影响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其法律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将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与西方法律思想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思想为中国法治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向,对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强调了法治主义的重要性,为中国现代法学确立了基本概念。梁启超提出的民主立法、提高全民法治意识等都对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示。

整体系统观视域下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的宏观样态与建构方案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生态文明法治交融的产物,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对于整体系统观的理论期许主要表现在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作为根本思想指南、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汲取养分以及将“天人合一”的环境伦理观作为其历史脉络三个维度。在宏观样态方面,整体系统观在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中的融入主要体现在绿色低碳理念与经济发展需求深度融合的理念锚定、人际同构型环境利益公平分配格局的目标构筑和“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的范式转变三个场域。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式环境法治现代化应坚持以“整体系统观”作为“元理论”的方法支撑和价值指引,构建彰显环境法治现代化新内涵与新要求、多维度拓展环境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有机系统性方案。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卫生健康法学教育的四个面向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整体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提升卫生健康领域的法治化水平、强化发展卫生健康法学教育,是全面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从四个面向(面向外部、面向国际、面向未来和面向内部)出发,围绕“立德树人、德法兼修”育人理念、“大卫生、大健康”价值理念、“新文科”教育理念和“数智化”素养理念四个方面,探索新时代德才兼备、医法融合的复合型高质量卫生健康法治人才培养的优化方案,以进一步丰富卫生健康法学教育研究的内容。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域外思想参鉴——卢梭的“人民法治”思想论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和任务,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所能够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为了加快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我们不仅需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本土资源,也需要借鉴域外的思想成果与经验。卢梭作为西方思想史特别是法律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其法律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人民法治”意蕴。系统解读卢梭“人民法治”的思想,把握卢梭“人民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内涵,不仅可以全面深入了解卢梭这位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和思想,也有助于传承数千年人类法治文明的精华,从而以更广的视野、更高的起点,投身于全面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体育法》司法适用:从实证到法理的考察——面向良法善治的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

通过对150篇法院适用《体育法》裁判文书的时间序列、案件类型、援引条款以及审理程序、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目前我国适用《体育法》案例总体数量较少但呈逐年增长态势;民事案件占绝大多数;法律条款援引不均衡,司法与仲裁管辖争议成焦点;绝大多数案件未进入法院实体审理程序。对此我们不仅要从现象中具体描述“现状是什么”,更要从法理高度深度挖掘现状“为什么是这样”。事实上这里既有法制定层面上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不完善的立法瑕疵问题,亦存在法实施层面上“同案不同判”和司法纠纷“闭环”解决的司法公正彰显不够问题。虽然2023年新《体育法》试图回应并克服这些弊端,但仍不足以适应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的新要求。未来应树立体育立法与司法联动的整体体育法治观,在立法层面根据新《体育法》及时制定相应制度的细化规则,完善配套制度,提升立法操作性;在司法层面及时出台针对性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探索增设专门的体育法院或法庭,提升司法公正性,以体育立法和司法的双向重塑推动中国式体育法治现代化的行稳致远。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乡村表达

对中国农村的民主法治建设来说,村民自治制度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新时代对村民自治提出新挑战,新阶段要求村民自治作出新改变。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乡村表达,法治乡村建设是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新背景,“三治融合”是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新路径。法治乡村建设背景下的村民自治并没有消解自治,当然更不能稀释法治。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法治的一种话语表达,形成独特的法治图景——协商式法治。需要注意的是,协商式法治并不是屈从、折中、妥协的代名词,它是一种对中国法治实践的学术概括。具体而言,基层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了协商式法治的制度基础,“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了协商式法治的理论指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乡村模式塑成了协商式法治的根本内核。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演进历程、鲜明特征及现实启示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产生和发展于党领导人民推进我国法治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命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并善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中进行论述。从党的十二大至二十大报告文本关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演进历程经历了法制建设阶段、由法制向法治转型阶段、深化法治建设阶段和全面依法治国阶段,这其中蕴含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即鲜明的问题导向性、突出的创新发展性、显著的科学理论性和深邃的历史继承性。纵观其演进历程和鲜明特征,可以得出如下启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这些启示为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参照和实践遵循。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下高校法科学生德法兼修的本质、渊源及理路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其目标的确定必将触动法律组织、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法律体系、法律教育等方面的变革。就教育方面而言,高校法科主要涉及契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培养模式等方面问题。培育新时代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所需的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需要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意涵基础上寻求与德法兼修的内在关联,梳理德法兼修深厚的礼法渊源,并厘清高校法科学生德法兼修的理路逻辑,以实现理论回溯实践和实践检验并提升理论的教育效果。

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赋能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从家庭赡养纠纷案件说起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孝道行为规范历久弥新,以“托举”“矛盾”“迂回”“教化”四种作用方式实现与现代的联接;而司法实践中则主要采用“倡导”与“事实评价”两种方式实现传统文化与司法审判的融合。为充分发挥传统法律文化释法明理、普法教育作用,需要明确行为规范之“意”,确定孝道规范内涵与外延;强化司法适用之“尺”,规范司法适用程序机制,提升司法专业性;拓宽法治宣传路径之“形”,开展法治宣传、建设家庭纠纷化解工作室。通过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专业化、精准化、深层次的司法服务,赋能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融入高校思政课,是落实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育人所需,促进思政课法治教学内涵式发展的教学所向,增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四个自信”的现实所求。高校思政课要讲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谁来实现、实现什么以及怎么实现的重要议题,还要从方法上整合主体、客体、介体资源形成合力,做到系统性、阶段性、连续性的统一,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讲深、讲透、讲活。

中国式刑事法治现代化视野下轻罪治理路径研究

在近些年中国的社会转型下,中国的犯罪结构、刑事立法、刑事政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轻罪治理问题开始变的日益迫切。中国式刑事法治现代化视野下的轻罪治理强调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推动轻罪治理的法治化、协调化和现代化。在立法层面,轻罪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在刑法中,并推动犯罪分层模式、刑事一体化机制以及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化与协调化。在司法层面,轻罪治理首先强调司法理念应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为目标,并努力从以往治罪为目的的司法理念转向治理为目的的司法理念,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其次司法强调解释方法上通过先形式后实质的解释进路贯彻刑事政策,在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对公民基本权益的最大保障,最后司法上应强调手段的多元化,加强数字司法建设,从而通过效率的提高实现轻罪治理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视域下的社会治理法治化

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评判指标,也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具体表现形态。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质。“社会治理法治化”命题要求社会治理以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为制度依凭,要求社会治理是一种多元规范之治,要求以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存在为社会结构条件,要求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将社会治理法治化置于新时代国家发展基本方略之中,有助于理解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大意义,明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战略目标。

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通过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范式下进行理解和把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引领下,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高度彰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推进历程及其显著特色,鲜明地折射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创新和拓展着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与理论空间。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逻辑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内蕴科学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人民立场.这一价值禀赋的兑现有赖于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枢轴的法治运行机制,党的领导确保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始终行进在为民利民的价值轨道上.在实践中,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紧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维权利需求,把现代化建设成果不断转化为普惠性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由此,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世界法治发展史上首次真正确立了“人的逻辑”优先出场的价值理念和实践进路,从而以道义和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法治的超越,这也意味着一种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知识产权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实践回应

当代知识产权制度所秉持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具有显著的西方社会个体自由与经济理性的人文底色,它在回应后疫情时期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密集性挑战上渐显不适应性。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和泛知识产权国际竞争新格局需要站位更高远的价值理念来引领知识产权制度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主张,为新发展阶段我国知识产权文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科学而系统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指引。知识产权价值链上利益相关者应以共存、共赢、共享作为共同体意识回归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共识,以切实的知识产权文化实践路径助力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良政善治格局的形成。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双重路径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是支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双重路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国家治理领域的变革具有全面性、主动性和规范性特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一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依法治国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支撑是直接的,而依规治党的支撑是间接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双重路径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通过静态的规范体系和动态的制度体系来发挥。静态的规范体系可分为整体规范体系和保障性规范体系,前者指涉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整体,后者指涉推动规范文本向制度实践转化的党和国家监督规范体系。动态的制度体系包括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制度、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以及法治保障体系。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更好地支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

新安全格局: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引领下的新型毒品犯罪治理

党的二十大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现实,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国家安全观,并要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法治是保安全、促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善治的核心。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表现。新型毒品犯罪治理牵涉人身财产保护、互联网犯罪以及跨国犯罪等多个安全领域,需要进一步实现路径优化。面对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障碍和挑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汲取营养,不断优化治理路径,从而为新安全格局的构建扫清障碍。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经验的历史性总结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经验历史性总结的集大成者。选取法治学理论作为全会法治精神及其内涵的研究范式,能够充分阐明全会总结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经验的重大意义与逻辑进路。从法治价值论角度看,全会在彰显全面依法治国重要性的基础上,既在内在价值维度为未来法治中国建设的稳步推进起到重要的借鉴和指引作用,又在外在价值维度充分保障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从法治逻辑论角度看,全会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经验的阐释,既肯定了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重要成就,也认清了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理论证成及其框架内涵

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基于本国实际存在差异,进而塑造相应的本国法治话语体系。经典法治概念在法治国家得到传承,但法治现代化需要在经典法治概念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拓展和延伸。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实际构建,根植于中国法治伟大实践,汲取和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先进成果,展现时代特色和显著优势,是法治现代化的代表性模式。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发展框架内涵包括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强国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和以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总体任务。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内涵演进、三重依据与推进方略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既有各国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法治国情的中国特色。在科学内涵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创造性生成的产物。在推进依据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理论依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制度依据,以新时代法治十年的伟大成就为实践依据。站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本质要求为基础,结合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推进依据,在推进方略上,拓展和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要全面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法治现代化的领导核心;要全面发挥人民主体力量,强化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引擎;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定法治现代化的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