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级台阶——以斯蒂芬·哈尔西、王柯和孔飞力的相关论述为中心

在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现代国家的诸多要素逐步配置到位,其过程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级台阶”。依照“三级台阶”的分析框架,斯蒂芬·哈尔西、王柯、孔飞力的相关论述为我们分析晚清时期中国探索如何构筑现代国家的三级台阶提供了精彩的范例,但全面把握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三级台阶需要在理论上更深入地揭示现代国家结构上的整体性、成长过程的顺序性、发展进程的紧张性和内外格局的约束性。

从“国家”到“地方”:中国现代国家改造中的“战略退却”——对五四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关系的一种考察

从五四运动到联省自治运动所体现的中国现代国家改造走向地方的总体过程可以视为一种“战略退却”,实际上是“五四”知识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在国家改造问题上不约而同地退而求其次和顺“势”而为。五四爱国运动对中国现代国家改造成效和局限并存,成为联省自治运动兴起的一个基本背景和条件。通过主体参与、思潮和舆论传播、制度平台等途径,中国现代国家改造实现了从“五四”到“联省”即从“国家”走向“地方”的变化。五四运动与联省自治运动的历史连接,彰显了从1919年甚至是1912年直至1949年中国政治演化从分散走向集中的关键转换。

宪政视域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特点——基于历史过程的考察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在内忧外患尤其是西方列强入侵的环境下展开的,但是王朝国家"重国家轻社会"的统治传统不利于西方式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建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有着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整个20世纪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集中时期,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经历了主权建设、政权整合与国家转型三个阶段,并体现出了创造性、阶段性与反复性、非均衡性的特点。

论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是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在这一现代性转型的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换。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传统帝国面临内忧外患的20世纪初,它替代了传统帝国中皇权主义所发挥的功能机制,在帝国的现代性转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作用主要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一个是合法性资源的转换层面,另一个是现代国家机能的建构层面。前者涉及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后,如何引导人们在观念意识的层面上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种现代意识的开启尤其突显在历史观与时间意识的转换之中;而后者则主要是在社会政治行动的层面上实现国家建制方面的现代性转换,现代国家的机能建构围绕"统一民族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这两个方面展开,涉及"民族"形成和国家权力扩展等问题。

“群众路线”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仅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要坚持群众路线。在中国现代化国家的构建进程中要实现国家的民主与理性，就要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的构建创新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息息相关，相辅相成。

国家治理指数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国家治理能力的衡量和建构,有赖于科学的治理指标评价体系。本文梳理国家治理指数的历史沿革、理论概念和建构方法,探讨国家治理指数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研究了世界治理指数、民主多样性、法治指数等问题,分析了由西方主导的国家治理指数在评估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和绩效时可能产生的偏差,强调了国家治理指数构建应当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绩为基准,服务于南南合作与发展实践。

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分析

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为观照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及其特色运用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誓词碑”精神,实质上就是“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的精神,其精神之“魂”就在于“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誓词碑”精神的形成,同时贯穿了“情感塑魂”与“盟誓铸魂”双重逻辑。其中,“情感塑魂”是观礼代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得以建构的关键;“盟誓铸魂”则通过传统盟誓习俗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利用,由此推动了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向云南各民族的“信仰”升华。正是在“自上而下”的认同建构与“自下而上”的认同表达共同推动下,特别是情感型治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利用下,“誓词碑”精神对于促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支撑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从中鲜活展现了基于自身国情与传统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分析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呈现三重逻辑:由管制型治理到管理型治理、由管理型治理到服务型治理、由服务型治理到制度化治理的历史逻辑;融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治国理政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吸取国外治理教训的思想逻辑;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的实践逻辑。这三重逻辑分别构成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底色、亮色与特色。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中国式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以国家治理效能助推国家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国家的形态特征及其理论意涵

以历史政治学方法研究中国式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其两大形态特征:首先,中国式现代国家是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内通过反抗性革命建立起来的,在价值、形态、制度、机制等各方面截然不同于作为压迫、支配、垄断主体的西方式现代国家;其次,中国式现代国家有十分浓厚的传统性,与中国传统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历史连续性。基于这两大形态特征,可以提出超越西方既有理论、发展新的现代化和现代国家理论之若干基础性命题。

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

辐辏型整合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逻辑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代整合,是依靠以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为轴心的“辐辏型整合”完成的。在这种辐辏型整合中,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形态(政党-国家)与社会形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内在地关联起来。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实质上也是一种包含合法化系统、官员选拔系统和政治决策系统的“统合性政治制度”。正是这种“统合性政治制度”的存在,使现代中国实现了对传统中国整合机制和现代西方政治功能系统的“双重功能替代”,从而在宪制上基本完成了“循古宜今、化西于中”的政治建设课题。因此,中国情境的国家-社会关系以执政党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体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政党主导”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即以执政党的“辐辏型整合”为基础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亚洲秩序变迁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经验的反思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与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在霸权主导下通过开辟高利润、低成本的资本积累空间来克服。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它在亚洲集中体现为经济结构与安全结构的脱节。世界帝国的历史遗产和独特的现代国家构建经验,使亚洲成为决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未来变迁趋势的关键因素。中国无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在资本主义时代,都自成相对独立的世界体系,而不只是抽象的政治实体。这赋予了中国通过内部变革影响体系变迁的大国能力,同时也塑造了其根深蒂固的国家脆弱性。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实质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中国如果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与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摆脱国家脆弱性的束缚,就必须依托于新的世界体系,而不能局限于对陷入结构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技术上的修补。"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具有世界体系构建意义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战略,它试图将中国的内部变革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整合起来,最终发展出不同于霸权更替的体系变迁可能。

重审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冯桂芬方案”

孔飞力在考察中国现代国家起源时摒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性"建构不相容的成见,着眼于"内部导向",并注重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努力挖掘魏源、冯桂芬等在这一议题上的接续性思考,但对"冯桂芬方案"在中国现代国家起源中的独特性讨论并不充分。中国学人对冯桂芬的关注点集中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名言上,且普遍视其为"中体西用说"的发端。但无论是作为纲领性的"中体西用说",还是洋务派为富国强兵所实施的举措,就本质而言,与冯桂芬关于中西之别是一种历时性的差异的认识不尽相同。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与认知及观念的变化同步前行,汲取西学新知与接续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张力,如何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发掘建构中国现代国家的思想资源成为国人持续探讨的重大议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冯桂芬构筑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第一个相对优化的方案。

综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本文论述了世界现代化的不平衡性与不平等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相对贫困化；国内社会结构失调；国际经济关系的依附性。其主要矛盾在于经济发展中的示范效应与超前效应；政治发展中社会参与和社会稳定的两难选择；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冲突与断裂；发展目标顺序选择的复杂性；发展模式的“趋同”与不可重复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应是：走出低谷，走出依附。

政府行为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政府行为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 ,受到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关注 ,并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本文通过对成功的后发、外源型现代化中政府行为的考察 ,指出经济学界的两种观点各有偏颇 ,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中 ,政府行为是必要的 ,但要根据现代化的进程 ,逐渐转换政府的行为方式 。

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和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发展奇迹和"中国之治",使许多国家开始关注"中国道路"的特色和现代化发展道路可资借鉴的路径。新中国70年探索对发展中国家借鉴现代化建设道路存在着自主发展、跨越发展、共同发展的发展路径,也存在着经济格局、战略格局、领袖格局的独特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寻找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路径时,既应借鉴中国能学得来的一些经验,也应正视自身条件不同而须立足国情的特色,走出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东亚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东亚模式反映的是东亚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是现代化又离不开西化。在东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西方影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首先是早期现代化的冲击和其经验与科技的普及，促进了亚洲的转变。但是西方影响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不利的地方，其中最明显的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ＡＮＩＥＳ在接受外来经验的同时努力保持自己的发展特点。东亚发展模式有力证明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当代世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现状、问题及提升路径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具备政治权威、民主治理、健全法治、强化政府责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要素。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无论是在执政党政治权威塑造、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全面依法治国、强化政府公务人员责任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不健全的问题。因此,新时代条件下.必须着力从健全领导制度体系、提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水平、妥善处理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优化政府责任治理结构、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等方面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国家现代化支付系统设计与应用

中国国家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China National Advanced Payment System,简称支付系统)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在试点推广的,集金融支付服务、资金清算服务、金融经营管理和货币职能于一体的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它将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下层支付服务系统和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支付资金清算服务的上层服务系统,通过中国国家金融网络CNFN(China National Financial Network)结合在一起.该系统由各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共同构成,它们各自在其中担当不同的角色,前者通过自身的服务体系行使现代化支付系统下层职能,后者则提供上层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