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现代性: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交通问题及中国经验

当代乡土小说中的交通问题,既是现实问题,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凝结了国家对乡村与农民的“后革命”“后启蒙”的实践。小说形象地书写了交通工具、交通设施“后革命”改善以及借此带来的对农民身心改造的全新“现代启蒙”,更在深层次上喻示了一种从固体到流动的“现代性”:加速社会、永远在路上、时空压缩与脱嵌、机械速度感、物质流与信息流的“富裕”、时间观念、等级制度、纪律意识、效率思维、修路致富、共同体意识铸造等。这些直接或间接、深层或表象的中国经验既有民生建设的现实价值,也有提升逻辑、增长社会的客观实践,更有启迪民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终极意义。

新时代文学语境中区域文学的创作探索与艺术经验——中国叙事体系构建视阈中的新时代江苏小说考察

新时代文学的概念不仅具有时间上的规定性,而且具有内涵上的确定性。当下的文学创作正处于新的语境中,新时代文学语境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区域文学在新时代文学语境中发生了许多变化,探讨其新质和趋势,是一项重要而急切的任务。这需要从个案考察入手,分析新时代区域文学的探索和创新及其对于中国叙事体系构建的特殊意义。在多元的地域文化中,新时代江苏小说家有效表达了区域文化的时代变迁对精神世界的影响,以及人的心灵对于区域文化的永恒依赖,在创作主题、表现方式等方面具有了生成艺术经验的可能性,对于区域文学的时代发展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超越情节诗学的审美创新:中国现代小说的回旋叙事

中国现代小说的回旋叙事通过叙事要素的回旋复现,形成了具有向导作用的意义标志。一是以情节的回旋复现为基础,保留了传统回旋叙事的特点;二是以意象为基础,具有现代意象化叙事特征。回旋叙事构建了一种潜在叙事进程,并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担当了故事情节的安排者、叙事速度的掌控者和情感旋律的演奏者。中国现代小说中回旋叙事“超越情节诗学”的审美创新,既来自域外小说的刺激,也与传统叙事的创造性转化相关。多层回旋叙事在由传统的情节中心叙事向现代风格、情调叙事过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叙意识”与“事意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诗学建构品格

叙事学本土化最本源的冲动,是建构中国叙事学。众所周知,这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理论资源:西方叙事理论、中国古代叙事思想、中国现代叙事经验。目前前二者的工作卓有成效,而后者,中国现代叙事经验的总结是一个有待拓展的领域。从叙事性的叙意识和事意识的角度观察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经验,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有两个特征鲜明的时段,即20世纪初期以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初期,体现为"叙意识"的觉醒;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先锋小说肇始至今,体现为"叙意识"的自觉。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经验具有以下特色:(一)"叙意识"经历了从觉醒到自觉、从叙事的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最极端的体现是叙述者个性的极度张扬。(二)中国古典叙事精神与现代意识的日益融合。(三)兼备叙事技术探索与生命精神的灌注。(四)叙事伦理上体现为大叙事追求。

现代性、社会分层与当代小说批评理论——以几位重要作家小说叙事主题为例

如果把范围无限度扩大到“中国当代小说”,问题就太复杂了,根本不是这里妄想解决的问题。即使仅限于“中国当代小说的现代性”,恐怕也非这里能胜任,因为前面还有个“中国当代小说”。慎重起见,也为着论题相对比较集中,这里的社会分层,仅作为一个视角来使用。引入社会分层视角,文学艺术常用的审美现代性自我设限就会被打破,从而进到现代社会机制、现代文化系统来衡量现代意义的人的问题。因为,内在于社会分层这样一个思考问题的姿态。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圣经》文本

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受到《圣经》文本的濡染,构成了小说创作的罪孽与忏悔、堕落与拯救、受难与皈依等叙事模式。他们在创作中,努力摆脱中国古典小说的伦理教诲传统模式,注重人的外部世界的观照与英雄叙事的传统模式;将对人的处境与出路的思考置予重要的位置,注重于人的内在心灵的袒露与展示、平民百姓人生的关注与描写,使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类后现代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

“类后现代叙事”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目的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时,“类后现代叙事”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它以独特的外部表征超越了以往历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引发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艺术变革,并进而使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趋于同步。本文主要运用叙事学理论探讨了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发生、演进过程以及在叙事艺术上的特征。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市井叙事——现代市民小说的叙述特征及文化意识

市井是中国普通市民赖以托身的特殊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是中国城市或城镇的重要构成,有着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代表着城市的底层。抓住了市井,也就捕捉住了中国城市的“魂”。以市井作为叙事和审美对象的市民文学创作,在我国源远流长。现代中国市民小说正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各阶段以市井生态景观和市俗文化为主要叙事内容的小说创作文本的聚合,它通过叙述市井文化中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地方性的市俗事像和市俗心理来关注中下层民众的生存境遇、行为方式、心理愿望、宗教信仰、伦理观念、道德范型及社会组织,实际上它是以市俗的内容和文学的具体性、情感性、审美性特征相结合的方式对人类的生命过程提供了最充分的形象化的叙事。

接受与质疑:中国现代小说与第一人称叙事

中国现代第一人称叙事是在借鉴西方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托”、“自叙式”、“第一身称”,是中国现代小说接受西方小说理论的三部曲。随着创作的推进,对这一叙述形式的质疑也出现了。先是20世纪20年代对第一人称叙述形式“自然性”的怀疑,然后是30年代对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叙述能力”的怀疑。这导致了第一人称小说创作的一度沉寂。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另一路径

本期推出的两篇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严肃且富学术意义。《青春之歌》是一部红色经典。在重读经典成为一种重要学术研究取向的当下,如何重读,以何种态度重读,不仅是方法的选择,也是价值与立场的鲜明昭示。宋剑华与刘东梅的文章,以极其大胆而新颖的立论,严肃而认真的学术态度,对《青春之歌》进行了一次艺术与思想的双重性解构阅读,做出了别样的结论。李俊国的文章,别具只眼,独辟蹊径,从一般研究者所关注的现代小说普遍的叙事模式之外,发现了"瞬间审美"在小说叙事中的独特魅力,以及在小说文本构成尤其是"空间性文本"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并鲜明地指出了这种叙事方式对扩展文本的意义空间的不容忽视的价值。观点与文本互证,现代与当代贯通,以小见大,分析深入,对进一步发现总结现代以来小说叙事的艺术得失,具有很强的启示性。

纳博科夫小说叙事与中国叙事经验

纳博科夫早期的文学创作主要沿袭俄国象征派的创作风格，随着辗转流亡的人生大幕徐徐拉开，纳博科夫的创作风格逐渐由象征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跃居美国后现代主义先驱之位。虽然纳博科夫是一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但是纳博科夫小说叙事与中国叙事经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是小说叙事方式的构成主体,它决定着小说叙事时间与叙事视角的选取。因此,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家对叙事技巧的革新与实验,首先从叙事结构入手,他们以“心理-情绪”型叙事结构瓦解着传统的"情节-性格"结构一统天下的地位,小说文本扬弃了因果逻辑链条和封闭严整的结构,呈现出心理至上的结构核心和结构动力、消解逻辑和整体碎裂的结构特质以及中西合璧、优雅节制的结构形态三大显著特性。

现代性语境下成长的迷梦、幻灭与神话——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叙事类型论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作为中国式的重要小说类型之一,是现代性语境下产生的关于成长问题的文学想像和文学表达。从主人公的成长状态和过程进行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出现了三种叙事类型:在路上的成长迷梦、被放逐的成长幻灭和到达"远方"的成长神话。同时,文本中的成长主人公也出现了三种形象类型:迷梦型成长主人公、幻灭型成长主人公和神话型成长主人公。

论中国小说叙事场的现代转型与基督教文化

由于基督教文化传入并与中国文化发生整合,加之中国小说自身变革的内在需求以及基督教文化在教育、科学、文学等各领域的渗透和梁启超、陈独秀、周作人等文化精英们的引导,基督教文化成为中国小说的又一叙事场,并为其增加了教会空间。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小说的叙事场发生了现代转型。也正是这种转型,构成了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语境,使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出现了新的面貌,使中国小说的情节构成出现了新的走向。这些变化为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中国小说叙事符号层的现代转型与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文化是中国小说叙事符号层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因素: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使白话《圣经》广为流传,给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群众基础,为中国现代白话文培养了必要的读者群,加速了中国小说叙事符号层的现代转型。白话《圣经》为中国现代语体文提供了典范,并为其发展提供了借鉴;《圣经》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直接利用的话语符号资源。

“场景”叙事: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戏剧体小说的文体价值

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现代小说"文备众体"的成熟时期。戏剧、电影等文体形式与现代小说互渗融合而生成新的小说样式,即现代戏剧体小说。此一时期的戏剧体小说消弭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戏剧体小说的"诗意化"格调,彰显出"写实性"的特征,主要以斗争化场面展示、动作性对话叙事,以及完整性和封闭性的结构形式呈现出来,共同指涉了一种"高度集中的冲突化"的场景叙事修辞,实质上彰显了特殊时期众声合鸣的"主题"变奏,即呼应了此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合理性"要求。这正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戏剧体小说的文体价值所在。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大体始于清末的“小说界革命”，而完成于五四“文学革命”。这一转型于“小说界革命”期间启行的直接推动力有二，一是小说被用作梁启超倡导的“新民”之工具，其他文体因素的大举向小说渗透；二是西洋小说翻译由林纾首开风气，新的小说表现技法的用于中国小说。这一转型在五四时期最终完成，时代条件之外，则在于“文学革命”突破了“小说界革命”的两个基本局限：一是纠正了文学的唯功利倾向，既赋予文学以启蒙使命，又充分重视文学自身价值，重视形式变革的重要性；二是抛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框架，而向西方文学全面认同，在内容、形式兼取的同时，着重学习西方的现代思潮和现代思维方式。

古典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化: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电影的类型美学

明清之际,小说文体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结构的中心。19世纪末,随着西方小说技法与理念传入中国。之后,在二者的双重合力下,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模式开启了漫长的现代转型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小说从1902年起开始呈现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大幅度背离,辛亥革命后略有停滞倒退趋向,但也没有完全回到传统模式;‘五四’前后突飞猛进,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基础,此后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问题了。”^([1])在与之大致相近的时间段,法国人将电影这一新兴艺术带入中国。自此,早期中国电影与中国现代小说宛若并蒂双生花,同根共荣,相生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