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

五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下文简称《通史》)由黄修己先生主编,刘卫国、姚玳玫、吴敏、陈希分别撰著,于2020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将1917年至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历史,按照中国现代史的分期。

“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圆桌论坛

2024年5月24-26日,“地方性与世界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译介与传播”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25日下午设置了“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圆桌论坛。原计划1小时的对话一经展开,思想火花的碰撞便让现场的气氛迅速升温,专家之间的辩论让原本文质彬彬的会场充满张力与强度。现将记录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性别: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纠葛

自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被引入国内以来,关键词研究一度成为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一股热潮:以“关键词”直接命名的各种专著有三四十余种,其中不乏《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名作,以此命名的各类专栏与译著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不少研究仍停留在词典编纂式的研究阶段,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梳理特定词源的语义源流和古今演绎,尚无法呈现词语背后生活与思想的复杂流变。

中国现代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互构——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研究》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理论品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研究》一书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理论视阈中展开的,其理论视角在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中比较新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实践作为现代文学批评的生成土壤,使得现代文学批评内生地指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参与并作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社会实践,二者实现历史互构,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

新文科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体系改革与实践

在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为提高教学质量,本文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在教学内容重构、实践教学方法创新、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等方面不断探索,力求从思维、素质、能力三个层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薪火相传,守正创新”——黄修己学术研究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3年10月28日,“黄修己先生学术研究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堂隆重举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萨支山主持本次会议颁奖典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为黄修己先生颁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

新时期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的突破与局限——以王永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为例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首次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史”的研究和历史描述。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研究现代文艺思潮的第一部专著。自1922开始,朱自清、周作人、王哲甫、伍启元、李何林等学者,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王瑶、蔡仪、张毕来、刘绶松、唐弢等学者对现代文学史都有考察和研究。相较于数量庞大的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却一直未得到有效的梳理。直到1986年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出版,才终结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无史的局面,开创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先河。这本以通史体例写作的理论批评史,文类的涵盖面、资料的丰富度都是最全的。然而,这部多有创建的理论批评史,因与时代共名脱节,而淹没在历史中,令人唏嘘。

中国现代文学教育救国叙事的谱系追踪与价值探究

教育救国叙事是现代文学创作的独特一面。现代文学作家糅合多元教育体验与自觉启蒙意识,造就了纷繁多样的教育救国叙事。现代文学教育救国叙事融文学和救国教育于一体,构成了多重主题的现代文学类型,而教育救国文学也开辟了文学写作的新路径,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文学内涵及创作风格。现代文学所展示的教育救国探索史,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了意义深刻的思想与价值重要的史料。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的家国情怀传承

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最为突出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价值核心所在;依据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内容的特点,从现代文学发生的根本动因、现代经典作家的人生选择、代表性文本的内在意蕴等三个方面加强课堂教学对家国情怀的强化与传承,这种传承既有助于彰显专业教育的人文内涵,又有利于凸显课程学习与个人价值实现、民族复兴的互动关联。

新媒体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方法探析

新媒体的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学课堂教学带来新变化。教学方法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借助影视资源,感性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背景知识。直观的影视画面有助于学生理解新文学发生和现代文学思潮嬗变的外部环境,拉近学生与现代文学课程之间的心理距离,激发学生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二是化用音像图文,解读现代文学作品。教师可以把文学史相应的音像图文变成学生的学习资源,有助于学生了解作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三是善用新媒体,利用新媒体的便捷性,多种渠道拓展学生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量。

中国现代文学的“树形教学法”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存在着教学内容多和课时少的矛盾,注重“史”的梳理还是重点作家作品的介绍成为教学的两种思路,虽各有所长但也各有不足。“树形教学法”注重“史”的梳理又不忽视重点作家作品的讲解,更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对现代文学教学具有一定的意义。

传播与场所:中国现代文学中文学公共领域的两个维度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谱系中,文学公共领域研究这一术语由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初提,原指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后续却激发了深厚的文学内涵,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丰富的内在勾连。这说明在作家作品研究之外,也可从文学公共领域的传播和场所两个维度挖掘中国现代文学的材料和新意。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蒙古语译介的接受背景、选择与影响

新时期以来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为中国现代文学蒙古语译介传播提供了条件。当时的翻译事业客观与主观条件为中国现代文学蒙古语译介传播提供了可能,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互进、必然性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蒙古语译介的接受带来了必然性。中国现代文学蒙古语译介在内容与形式上做出某种选择,为蒙古族文学实践中在艺术形式和文学语言方面起到了某种影响和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场感”“立体化”与“流动性”——重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

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包含大量具体的地理空间单位,这一方面增添了文学史的“现场感”,另一方面又在文本内外共同构筑了多元、丰富、立体的“中国文学地图”想象。同时,书中的中国文学或“文学中国”又是时时处于世界文学流动过程之中的,这种流动性既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复杂面貌,也透露出吴福辉所具有的世界性眼光。此外,书中大量的插图、表格等也可视为文学空间与“文学地图”的形式化延伸。

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现实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大量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流传于世,其历史价值无可替代。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后便蓬勃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完全成熟,而且形态基本定型。现代文学刻画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描绘现实,有一定的价值。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意义发现其内在含义及作用,为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助力。

“三寓三式”模式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思政育人探究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一门基础核心课程,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重要作家和作品,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在“三寓三式”模式下,探索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思政的实践,从“寓道于教、寓德于教、寓教于乐”和“画龙点睛式、专题嵌入式、元素化合式”中坚持价值引领挖掘思政元素,聚焦于人发展的关键性能力和必备品格,探索思政实现育人目的。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现代文学何以“现代”——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再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专有的独特性,一直是研究现代文学的重点所在,对我个人来说,也是这门学问和事业的吸引力所在。如果仅从研究对象的体量来计算,现代文学没法跟其他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相比,就是当代文学的体量也越来越大于它。但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恰恰就建立在这一“短时段”之上:它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政治制度转型,伴随着现代国民的诞生,即现代中国人之“立人”,也伴随着一种全新的现代国民语言的诞生。

作为思想方法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思考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理论与思想命题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念方法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是对此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重要命题的总结与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出的是“中国特色”,视野仍然是外在的,而中国式现代化突出的是“中国式”,即中国本来固有的,更加突显了中国的主体性、主动性与主导性。

新文科视野下地方高校一流课程建设路径研究——以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为例

一流课程是国家实施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改造升级也成为必然,地方高校如何建设一流课程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新文科为引领来促进中国现代文学一流课程建设是地方高校建设国家一流课程的标准,将新文科融合课程建设作为地方高校一流课程建设的路径,一方面落实新文科理念,重构课程教学;另一方面需要创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与时代同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90年代的学科演进与学术经验

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向得到高度评价,但学科史上的“1990年代”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时期奠立的诸多范式成为了日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主流。在1990年代出现的五大“新论题”与“新论域”——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甚至文化史中重新定位“现代文学”;文学史编纂持续升温与“大文学史”演为主要书写模式;都市文学研究与市民文学研究异彩纷呈;地域文学研究乘势而上;“四十年代文学”研究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与生力军被提出——都影响至今。而对于学科本身的关注也在此时达到了高度自觉的程度,1994年召开的“西安年会”就是其中的标志事件,并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此后对于学科的认识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