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技术推开美育之门——以高中美术鉴赏“时代之镜丨中国现代美术”单元学习为例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加速了美术教育数字化变革的步伐。当下,处于数字时代,不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大多离不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但他们并没有被这些设备左右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把这些工具当作实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1]。那么,数字化时代的美术教育,教师需要思考在美术课堂上运用什么样的数字资源?要如何融入?基于此,笔者尝试用数字化资源和软件创设深度学习的真实情境,运用网络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化展厅以及数字化软件,对原始文本数据、音频和视频等进行修正或更新,建构一种数字化的美术教育方式。本文依托高中美术鉴赏“时代之镜:中国现代美术”单元教学,利用信息技术,对数字资源进行获取、重构、整合。

中国现代美术创作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形象嬗变

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指引,聚焦“以人民为中心”形象在中国现代美术创作中的历史实践,以此透视“以人民为中心”与中国现代美术转型的关系。在“延安美术时期”,主要表现出大众化与通俗化、艺术性与革命性等更具有“普罗大众的艺术立场”;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美术工作者们发出了“为新中国而努力”的口号,倡导创作反映新中国面貌和适合广大民众欣赏要求,并有多种表现形式的美术作品;在新时期,美术创作不仅着眼于对“社会主义生活”这一“审美客体”的多样性表达,还将艺术家自身对于时代的观察与感知、人文关怀、生命体验及审美趣味融入到对于历史和当下的叙事中,在审美主体与艺术本体的融汇中,构成新的艺术景观;新时代以来,美术创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一种直接而明晰的路径,从而展示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中国现代美术韶山主题中国画创作研究——以毛泽东故居表现为中心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出现一大批以革命圣地为表现内容的美术作品。韶山作为毛泽东同志少时生活、学习、劳动和青年时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是党和人民心中的革命摇篮,自然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要内容。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五次回韶山,每次都为韶山留下光彩鲜明的革命足迹,给人民群众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忆。由此,韶山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也愈发神圣。

现代主义美术语言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中国现代美术在野兽派影响下的发展研究

自20世纪初期现代主义艺术的浪潮进入中国以来,对于野兽派的讨论和研究便从未停止过,在中国传统美术与西方现代美术结合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现代美术语言中,野兽派风格的语言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本文通过探寻中国现代美术语言的野兽派因素,结合部分中国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来简述中国艺术在现代主义美术语言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

以黄河文化为主题的美术作品创作探索——评《大河颂:中国现代美术中的黄河》

以黄河为形象或以黄河为主题的美术创作自古有之,但是将黄河以文化形态呈现则是从近代才开始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众多美术家用画笔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黄河流域开展的革命与建设实践,用美术作品歌颂先辈们“保卫黄河”的英雄事迹,书写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史诗画卷。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如何通过艺术作品来呈现黄河精神、讲好黄河故事、传播黄河文化,展现黄河这条精神之河的艺术价值,是当代文艺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大河颂:中国现代美术中的黄河》选取了20组黄河文化主题的美术作品,通过案例分析讲述了有关黄河文化的现代视觉创作发展史,对探索以黄河文化为主体的美术作品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文化菱形”模式下中国现代美术史教学探究

本文拟结合社会及观者群体对艺术作品形式的要求,以美术作品、艺术家、观者及社会之间的联系为基点,在中国现代美术史课程教学方式的探讨中,形成对中国现代美术的系统认知,方便学生明确中国美术于现代发展的特殊性,清晰审美主题变更的原因及背景,了解现代美术与传统美术的本质区别,并坚定当代美术创作的基点,形成创作过程的反思与对美术责任的承担。

论红色美术与中国现代美术史建构

作为中国现代美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红色美术,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美术发展历史与成就的体现。但是,学界对于红色美术概念和内涵的界定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红色美术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理解。红色美术既包括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现代美术的形态的变化与发展历程,也包括以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为题材的美术创作。红色美术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历史,而且也建构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基本形态与风貌,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审美品格。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自觉”与“四大主义”——一个基于现代性反思的美术史叙述

本文尝试提出中国现代美术合法性困境的解决思路,视正名问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通过以未来巨变为基本视野,将关注重心从西方现代性模式转向连锁突变的现代性事件本身,进而在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以“自觉”作为区分后发国家之传统与现代的标识,以“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大众主义”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基本形态的理论构想。在肯定既有现代性原则的前提下,以上努力旨在拓展解释框架的涵盖性和自由度,力图为中国文化艺术的未来打开自主性发展的广阔空间。

常书鸿对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贡献

本文通过剖析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画坛的状况,以及常书鸿在当时对中国美术发展的思考以及对敦煌艺术在中国绘画史上地位的认识。提出了常书鸿领导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艺术的大力推广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对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贡献。

“群众参与”——中国现代美术运动中的艺术参与

引言“介入性艺术”“参与式艺术”“协商艺术”“共生艺术”“公共社会美育艺术”最近几年来在国内大量涌现,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艺术参与现象。这一类艺术实践具备相似的特征:在形式上,它是指在特定现场开展的,艺术家与参与者共同完成的,混合媒介的事件性艺术。在内容上,这类艺术实践是指艺术家参与到特定的社会现场。

历史进程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现代美术——访美术理论家、画家潘公凯

一、中国美术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与深化于洋(以下简称“于”):我受《中国文艺评论》之托,对您进行此次专访,想请您就中国美术现代性和中国画发展的相关问题谈谈您最新的一些思考。中国美术的现代性是一个宏观的理论问题,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从这里谈起。

碰撞、振荡与嬗变——对中国现代美术的浅析与思考

古代东方与现代西方并不遥远。然而历经千年积淀的中国文人画却终究未能产下现代艺术的宁馨儿。20世纪中国美术在两度移植与变异西方现代艺术中,企图构建本土文化意义上的现代艺术都因“水土不服”很快夭折。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艺术,目前仍处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变异的历史时期,构建中国本土形态的现代艺术仍步履艰难。但在空前开放的国际化大环境中,古今中外各种艺术因素的相互碰撞、震荡、交织、融汇与嬗变,又必将会推进和加快中国艺术自身的现代进程。

美术学史研究的拓荒之犁——读陈池瑜的《中国现代美术学史》

我国的第一部美术学史专著《中国现代美术学史》终于在２０００年出版了。这部由湖北美术学院陈池瑜教授所撰写的３２万字的专著,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构建起中国现代美术学史的研究体系,填补了我国美术学史的空白。因此可以这么说,这部书的出版是在美术学史研究这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上犁开的第一道拓荒者的犁痕。

在“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展览开幕式上的致辞

有太多的理由促使我们要举办“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这个展览。今年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百年前,为救亡图存、寻求真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求学海外,其中既有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也有一大批中国艺术家,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命与情怀的召唤--关于现实主义美术复归中国现代美术主流创作思潮的溯源

现实主义是一个很难简单开始的论题,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末期的伤痕美术和乡土美术所独具的时代批判特质的诠释,经历了’85新潮美术西方现代主义美术思潮的洗礼后,重新跻身中国当代美术创作主流思潮的行列,是传统的当代性逆袭还是现实主义自身实现的更新迭代?

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定位与正名——评《现代转型与艺术家的视角》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外开始了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反思性研究。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认识误区。对于什么是中国现代美术的问题，学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而对“现代性”的解读上，更是存在“现代即西方，传统即中国”的僵化思维。当前，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向前推进，文化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领域迫切需要对自身进行定位和正名。潘公凯主编的《现代转型与艺术家的视角》（以下简称《视角》）的出现恰逢其时，不仅廓清了学界对于“现代性”的模糊认识，也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定位和正名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中国现代美术运动之景观

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当代美术,特别是着重对10年来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发展作一番考察,无疑是一件十分有益又有意思的工作。首先需要说明的:什么是中国现代美术?既是中国现代美术,就不完全是以西方现代派为参照系,但是又离不开西方现代美术的许多观念和样式,这是由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这里的中国现代美术不是一个理想化概念,而是指已经发生的美术现象,它是时间与艺术观相结合的概念。具体而言,

关于“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展的思考

留学(包括游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中国历史现象——尤其是文化史中最富时代特征的现象之一。中国近代的留学运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此后,从晚清、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公派、自费出国的留学生人数众多,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研习精进,归国后在各自领域中贡献了巨大力量,做出了杰出贡献,很多人成为众多领域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艺术叛徒”开辟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写“名人”刘海粟

艺术上的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矛盾斗争,是艺术运动进程的产物,这种矛盾和斗争,反过来又刺激艺术的发展。徐悲鸿与徐志摩之争;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的分歧;江丰与庞薰琹在学术上的对立,以及各画家群体之间对待西方现代流派的歧议等等,都在此问题上展开。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美术分类全集的出版将在中国出版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也为编辑出版标志性图书作出了榜样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出版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辑出版工作座谈会于1月11日在北京国际艺苑举行。被誉为“建筑美术史长城”、作为我国标志性出版物的48卷现代美术全集,连同前已出版的60卷本《中国美术全集》的出版,得到了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有关领导和专家的一致赞誉和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