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策略

解殖民是后殖民时代的关键词之一,中国的解殖民化研究经历了从理论译介再到具体研究的过程,但至今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对翻译文学解殖民化的研究往往混合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而且专门探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解殖民化的成果十分稀缺。实际上,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浓厚的解殖民色彩,它主要通过以下翻译策略来达到解殖民的目的:中国文学主体身份的确立、弱小民族以及东方文学的翻译、翻译改写、被压迫阶层文学的翻译以及对传统的回归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文学的独立性。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刍议——兼谈翻译家傅东华研究中若干版本问题

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以现代文学版本研究为基础,充分考虑翻译研究的独特性和特殊性,结合实证性研究与阐释性研究、版本考校与文本比读,以原文版本为源头,重点考察在翻译创作、传播过程中译本众版本的演进关系及背后缘由,最终发现现代翻译文学作品不同版本的不同文本本性,拓展批评解读空间,是相关译作、译家和译史研究的起点,以求对译作、译家得失有准确把握,对翻译史有全面客观评价。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语言的半殖民性与解殖民

中国文学语言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化的进程中看似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但实际上其内部的肌理却早已被部分殖民。翻译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其语言是最先被殖民的汉语,带动并影响了中国文学语言的殖民化走向。与此同时,很多清醒的中国人发出了捍卫汉语"纯洁性"的呼声,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文化对汉语的进一步殖民。在后殖民语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学语言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殖民的对象,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民族化建构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

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前奏:“论语”派翻译研究

"论语"派以"幽默""闲适""性灵"为标杆,大力译介西方幽默文学,并吸取其精髓,创造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论语"派翻译活动虽位处边缘,却自成一体,但其作用却远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今天看来,"论语"派译者中心的理论关怀,重视读者的实践诉求、理性对待异域文化的价值判断、挑战主流思想的批判勇气,以翻译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创新之举,无不对当今的译坛带来丰富的启迪。其自身际遇也提醒学人反思,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结合才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灵魂与价值所在。

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以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会译介史铁生作品为中心

日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十分关注,学界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开始对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进行译介和研究。本文将围绕日方知名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团体--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会展开研究,以史铁生作品的译介为中心,探究其译介缘由与历程、译介策略与方法,从而为思考中国当代文学该如何走出去提供一个参考路径。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者两难的困境

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作品普遍被西方读者漠视的背景下,作为译者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是译者本土化问题,译者汉语为母语对译本语言的影响造成译本在西方读者中接受度不高;二是中国文学存有是否要为了迎合西方文化而对原作改写的焦虑。为了实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标,译者必须摆脱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态度,加强国际合作,在推广中国文化的同时,建构自我文化形象。

想象的偏差与错位的对话:延安时期外国文学译介观念的转变

延安时期的外国文学译介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致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界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前期(从中国文艺协会成立至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1936.11—1942.5.23),后期之过渡期(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发表,以下简称《讲话》,1942.5.24—1943.10.19),转型期即《讲话》发表之后至第一次文代会召开(1943.10.20—1949.7)。

郭沫若译《约翰沁孤的戏曲集》的三种名称

郭沫若所译爱尔兰剧作家约翰·沁孤的剧集名称,现有的较为流行的论著中的表述颇有不同之处,笔者且列出三种如下:1、《约翰沁孤的戏曲集》,见王继权、童炜刚编《郭沫若年谱》。1925年5月26日条目:"为所译《约翰沁孤的戏曲集》写《译后》。"2、《约翰·沁孤戏曲集》,见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该书第13章"郭沫若对戏剧文学翻译的特殊贡献"末尾:"郭沫若翻译的《约翰·沁孤戏曲集》,可说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珍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