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人民美术》杂志关于中国画改造讨论的再思考

20世纪50年代初,新创办的《人民美术》杂志发表了关于"中国画改造问题"的一系列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画改造的论争。通过梳理和阐释当时语境下中国画改造的具体要求及方法,可以看出,此次论争是对中国画如何适应不断变化中的时代社会的一番讨论。它在中国画实践和思想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也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画论争的再延续。在这次论争的影响下,中国画表现的内容逐渐生活化,大批画家开始外出写生,从而使美术更进一步地走向了大众。美术大众化一方面加快了中国画转型的现代进程,另一方面确保了中国画各方面发展的协调,是解决当时相关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同时,此次讨论也对当下美术领域过度回避政治或过分强调艺术单向度追求的两种极端造成美术创作偏离的现象,具有一定的警醒和启发意义。

新中国中国画改造对当代国画的影响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原先以官僚为主要顾主的传统中国画画家们失去了主要的顾客,在进行全盘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被标注为"封建文化残余"的传统中国画经历了从写意到写实,从高雅情趣的花鸟虫鱼到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人物生活场景的变化。尤其是文艺八条的出台,为传统国画的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推动了国画的发展和繁荣,并对当代国画有着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十七年”时期国画家王仙圃的身份及创作转型——兼谈黑龙江地区的“中国画改造”(上)

本文以东北哈尔滨著名国画家王仙圃先生,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创作经历与绘画作品为研究线索,通过对其艺术经历与艺术创作转型的考察分析,试图揭示出这一历史时期有着传统中国画学养背景并耕耘在边疆省份的地方画家,在中国画“改造”的时代语境下,对其时主流文化推行的艺术理念的接受程度、回馈方式及呈现面貌,并以此来印证绘画作品与地域文化、时代背景的相互关系,进而深刻分析研究新中国“十七年”时期黑龙江地区中国画的发展历程与创作情境,为这段逝去不远的历史瞬间,提供一个典型的研究个案和史实注脚。

“十七年”时期国画家王仙圃的身份及创作转型——兼谈黑龙江地区的“中国画改造”(下)

本文以东北哈尔滨著名国画家王仙圃先生,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创作经历与绘画作品为研究线索,通过对其艺术经历与艺术创作转型的考察分析,试图揭示出这一历史时期有着传统中国画学养背景并耕耘在边疆省份的地方画家,在中国画“改造”的时代语境下,对其时主流文化推行的艺术理念的接受程度、回馈方式及呈现面貌,并以此来印证绘画作品与地域文化、时代背景的相互关系,进而深刻分析研究新中国“十七年”时期黑龙江地区中国画的发展历程与创作情境,为这段逝去不远的历史瞬间,提供一个典型的研究个案和史实注脚。

新中国中国画改造的三种模式

早在1943年10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反过来影响政治的观点和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阐述了艺术的普及与提高．艺术的源泉、艺术的批评标准以及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问题。

论李可染对于新中国画改造的贡献--以山水写生和“红色山水”为中心

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域是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自20世纪下半叶急剧开始和全面渗透的全能政治时代，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要回避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贾又福:超越中国画改造

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一件重要事件就是对中国画的改造。贾又福是“中国画改造”之后培养出来的一代艺术家，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改革开放的影响，壮年时期的贾又福开始对中国画进行了自觉的反省，虽然他并没有因此走人现代艺术方向，也没有完全回归到中国画改造之前的传统，却极具个人特色地探索和开创了中国画的发展途径和方法，成为研究中国20世纪后期美术史的一个典型个案。

为时代绘真——梁世雄的新中国人物画实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改造中国画的语境中,岭南国画大家梁世雄深刻把握时代对于人物画创作题材、技法和思想的要求。他大量刻画新中国建设者的鲜活面孔,将现实生活题材纳入国画创作;将西画的造型理念与国画的笔墨意蕴有机结合,形成一种融合中西的现代写生创作模式;他的人物画彰显了文艺启蒙思想和人文主义精神,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画

从清末至今一百多年,中国画的发展是混沌的,缺乏艺术主见。在西方＂实体＂认识论与中国＂辩证＂认识论相对立的前提下,中国出现了以怀疑和排斥中国传统文化,片面追求西方文化为主导的艺术取向,致使中国画发展失去了抚育之根——中国的传统文化。其结果是将中国画的发展推向一个极端,要么保守自封,坚守陈腐;要么全盘西化,以西方理论将中国画改造得不伦不类。围绕中国画创新和发展的论争一直不断,进入21世纪,＂传统＂一词的复现率近些年也越来越高,表面看起来似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近乎失落了的传统又有了重新得到重视的机遇,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传统以及如何才能做到创新始终难有一个统一而又能取得广泛认同的回答。

论亚明《货郎图》

《货郎图》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亚明的代表作品之一。当时中国画,被质疑"能否为新时代服务",面临被改造甚至被取消。亚明在此历史背景下,坚持中国画的价值,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研究中国画,以"临摹—写生"为途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创作出《货郎图》等作品,一方面证明了中国画也可以"为时代服务",另一方面也为其个人此后的创作发展奠定基础。

亦正亦邪朱新建

在西方文化、"八五新潮美术"以及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重重作用下,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新文人画"应运而生。"新文人画"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受到来自传统与前卫两方面评论家的批评,朱新建无疑是众多"新文人画"画家中最惹争议的。

再造山河——“国画改造运动”的山水画

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画创作领域掀起了"国画改造运动",在这场以政党文艺意志为主导的"国画改造运动"中,山水画彻底和传统山水式样拉开了距离,完成了新的山水画体系的建构,它虽然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着眼于新政权的政治目的,是完成社会各方面意识形态改造的一部分,但在客观上也产生了新的山水绘画式样,画家们围绕新山水画的思考和实践促使了山水画的现代化转向。

补习传统文化 发展中国绘画

目前，中国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这一古老的艺术正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得到空前的弘扬。但是近年画家，大搞所谓中国画的创新，并按照外国人的眼光和审美习惯把中国画改造得不中不西，

李可染访德写生的社会语境及艺术影响

本文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置身于中国画改造浪潮中的李可染的艺术主张和实践分析认为,在同时期山水画家大都寻找时代标签的时候,李可染保持了他的相对独立性。他的访德写生,从技术语言来看,在多层次表达和逆光研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就题材表现而言,则不同于其他以反映异国风土人情或现代化建设为主要母题的出国写生,而几乎全为建筑和自然风光的描绘。结合当时的政治和艺术环境,我们可以看到,李可染淡化了一时的政治任务和要求,而着力于较为长远的东西方文化格局中的中国画本体语言变革目标。这种在特殊时代语境下的艺术家个体选择方式和经历引人深思。

60年代笔墨论证与重估文人画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对石鲁批判所引发的“中国画的创新与笔墨问题”论战主要涉及笔墨、六法与中国画评价标准等问题，与此同时，出现了对于山水、花鸟画的讨论热潮，为“封建的”、“形式主义的”文人画家举办的展览，尤其对于“文入画”鲜有的深入系统的讨论，以及美术院校中国画教学调整等一系列回归传统的现象，这与新中国伊始文艺界在“二为方针”指导下所进行的“中国画改造运动”原则大相径庭。

社会主义丰收田是如何画出的——新山水画代表作《常熟田》诞生的情境分析

本文结合《常熟田》诞生的情境,如钱松嵒先生的学术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关部门对文艺创作的具体要求、《人民美术》(后为《美术》)组织的关于中国画改造的讨论、全国美协与各地美协围绕中国画改造而组织的写生与创作活动,以及钱松嵒先生的具体改革方案等等分析了《常熟田》在当时取得成功,并成为新山水画代表作的原因。

社会主义丰收田是如何画出的——新山水画代表作《常熟田》诞生的情境分析

鲁虹在《社会主义丰收田是如何画出的——新山水画代表作（常熟田）诞生的情境分析》一文中结合《常熟田》诞生的情境，如钱松岔先生的学术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关部门对文艺创作的具体要求、《人民美术》（后为《美术》）组织的关于中国画改造的讨论、全国美协与各地美协围绕中国画改造而组织的写生与创作活动，以及钱松宙先生的具体改革方案等等分析了《常熟田》在当时取得成功，

雷思聪作品的市场递变

将周思聪置身于"水墨画家群""女性艺术家群""现实水墨艺术家群""现实主义艺术家群"或者是在20世纪中国画改造、西方现代派艺术冲击的语境下去审视,她的艺术都堪称佼佼者。可以说,周思聪是20世纪中国画领域杰出的女性艺术家,她在美术史中的学术地位毋庸置疑,但是随着时间的磨砺,画家作品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的价格也经历着种种起伏变化。本文主要对周思聪作品在学术与市场两种不同语境下的考察,尝试探讨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周思聪的作品在市场上的沉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