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D理论指导下基于大概念的初中地理单元整合教学探索——以“中国的气候与人类活动”为例

UbD理论指导下基于大概念的初中地理单元整合教学是培育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文章通过对UbD理论、大概念、初中地理单元整合教学的分析,以“中国的气候与人类活动”这一单元为例,从提取单元大概念,明晰单元目标;建构单元概念图,促进高通路迁移;设计课时整合性活动,实施有效评价等方面,探索在UbD理论指导下基于大概念的单元整合教学的实践。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中国生态敏感性的影响分析与改善路径——基于响应曲面法

生态敏感性是指生态系统对外界干扰的反应程度。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日益加剧,二者分别以单独和交互作用的方式影响生态敏感性,进而暴露出整体或区域性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因此,厘清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敏感性的影响程度,并分级进行改善,有利于提升地区生态环境的韧性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该研究以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基于2001—2020年的气象、遥感和统计数据,构建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和生态敏感性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提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因子,利用响应曲面法(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RSM)分析各地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单因子及交互作用对生态敏感性的影响,并以包含生态和气候敏感性的复合敏感值为依据,划分优化区、管控区和治理区,探究了敏感值较高的治理区的改善路径。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敏感值在时间上呈波动下降态势,2001—2020年总体下降了2.2%;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布局,与2001年相比,2020年重度敏感及以上的省份数量减少了7.1%。(2)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人口规模对不同省份生态敏感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受单因子影响的省份占比分别为77.4%、67.7%和54.8%;因子交互作用中,负交互效应占比为69.6%,说明大部分因子对另一因子影响生态敏感性的效应产生反向作用。(3)为减少气候变化对生态敏感性的负面影响,针对治理区内自然条件和发展速度不同的区域,需要有针对性地协调经济发展或人口增长,以确保在生态承载范围内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云南省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

深入理解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变化的驱动机制对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本研究基于MOD17A3/NPP产品数据,采用线性趋势分析、Mann-Kendall显著性分析、Hurst指数和二阶偏相关分析,探讨云南省2001-2021年植被NPP的时空分布特征和未来持续性以及植被NPP与气候条件的关系。采用偏导趋势残差法分离和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NPP的影响。结果发现,空间上,2001-2021年云南植被NPP年均值南高北低。不同植被类型NPP值(单位:gC∙m^(-2))从大到小依次为:林地(1106.7 gC∙m^(-2))、灌木(964.4 gC∙m^(-2))、农田(946.6 gC∙m^(-2))和草地(878.8 gC∙m^(-2))。植被NPP随海拔上升先增后降。(2)在研究时段内,植被NPP年均值为1020.8±30.7 gC∙m^(-2),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出现在2010年(950.0)和2019年(1062.1)。植被NPP呈显著增加趋势,增加率为2.1 gC∙m^(-2)∙a^(-1)(p<0.05),增加和显著增加的面积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70.0%和26.3%。不同植被类型NPP的增加率(单位:gC∙m^(-2)∙a^(-1))从大到小依次为:草地(4.1 gC∙m^(-2)∙a^(-1))、农田(3.5 gC∙m^(-2)∙a^(-1))、灌木(2.8 gC∙m^(-2)∙a^(-1))和林地(1.3 gC∙m^(-2)∙a^(-1))。Hurst指数均值为0.60,植被NPP未来变化趋势持续增加和由减少转为增加的面积占总面积的55.5%和9.3%,表明大部分地区植被NPP未来仍将持续增加。(3)2001-2021年云南省平均气温显著增加,降水和太阳辐射波动减少。大部分地区植被NPP与气温、降水和太阳辐射正相关,气温对植被NPP的影响大于降水和太阳辐射。(4)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云南植被NPP变化的相对贡献率分别为27.1%和72.9%,正贡献的面积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9.4%和64.6%,相对贡献率>60%的面积占比分别为12.7%和73.4%。大部分地区人类活动对植被NPP的影响大于气候变化。云南植被改善主要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的影响,植被退化则主要受人类活动主导和两者共同作用的影响,生态保护、恢复工程对云南植被改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窟野河流域水沙变化归因分析

流域水沙情势演变归因是水文地质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为了深入理解窟野河流域水沙变化规律,并为水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基于水文、气象、归一化植被指数、土地利用等数据信息,运用累积量斜率变化率分析法、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双累积曲线法、累积距平法、滑动秩和检验法等方法,定量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下流域水沙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归因。结果表明:(1)窟野河流域1956—2019年的年径流量、年输沙量呈显著减少趋势,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平均每年减少约0.104×10^(8)m^(3)和0.027×10^(8)t,突变年为1997年,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2)1998—2011年间,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流域年径流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36.06%和63.94%,对年输沙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26.11%和73.89%,其中径流量减少主要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导致的植被、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有关;(3)以1998—2011年为基准期,2012—2019年累积径流量斜率变化率高达109%,径流量反弹明显,可能与矿井封存水外溢有关,同时,累积输沙量斜率接近零,输沙量无显著变化,说明研究区土壤侵蚀得到有效控制。研究成果为窟野河流域水文预测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未来需重点关注生态恢复和煤炭开采活动对水资源变化的复合影响。

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对中国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影响

对中国1998年第二次土壤普查中的2000多个土壤剖面中碳储量与年平均温度(T)、年降水量(P) 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在不同的温度带下具有很大的差异,在T ≤10 oC的地区,土壤有机碳储量与温度的负相关性最强;在10 oC< T ≤20 oC的地区,受与降水正相关的影响,土壤有机碳储量与年平均温度表现出一种正相关性;而在T > 20 oC的地区,土壤有机碳储量与温度和降水的相关性都很差。由于温度和降水在中国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因此在相关分析中宜采用偏相关分析方法。受人类耕种的影响,耕地土壤有机碳储量与温度、降水相关性远低于非耕地土壤。对具有相同土壤属性和气候条件的同一地区的耕地土壤与非耕地土壤样本进行的配对检验表明,耕地土壤与非耕地土壤有机碳储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土地利用的改变在总体上导致了土壤碳的释放。

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研究 Ⅱ.对东亚和中国气候变化的影响

系统总结和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者所开展的有关人类活动对东亚和中国气候影响的一系列研究活动、其中包括温室气体辐射强迫及其气候效应,大气微量气体的全球增温潜能,对流层和平流层气溶胶的辐射气候效应,气候系统外部因子对中国气候影响的总体评估,人类活动对中国和东亚地区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20世纪和21世纪东亚及中国的气候变化。同时给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正确认识和准确预测东亚地区以及中国气候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活动对20世纪中国西北地区气候变化影响检测和21世纪预测

使用各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第一工作组 (WG1 ) 2 0 0 1年科学评估报告中给出的 7个全球气候系统模式 (CCC、CCSR、CSIRO、DKRZ、GFDL、HADL、NCAR) ,对 2 0世纪中国西北地区气候变化作检测表明 ,从观测计算得到的近百年中国西北地区气候变暖 0 75℃和近 50年气候变暖 0 88℃ ,很可能与人类活动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以及硫化物气溶胶增加有联系。所有模式的控制试验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增暖趋势 ,但是 ,根据 2 0世纪的排放 ,所有模式模拟出温室气体增加或温室气体与硫化物气溶胶增加 ,造成西北地区变暖平均为 0 34～ 1 57℃ /1 0 0a和 0 90～ 1 86℃ /50a。所有模式对 2 1世纪中国西北地区气候变化的计算表明 ,2 1世纪由于人类活动排放温室气体增加 ,以及温室气体和硫化物气溶胶增加 ,西北地区气温将可能平均升高 2 79～ 4 50℃ /1 0 0a。对 2 1世纪未来降水变化的分析表明 ,由于温室气体增加 ,以及由于温室气体和硫化物气溶胶增加 ,未来西北地区降水将可能增加 48～ 60mm/1 0 0a。由于全球气候模式在模拟区域尺度气候变化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以及人类活动排放的多样性 ,因此 ,对未来的预测展望存在不确定性。

气候因子和人类活动对松辽流域植被叶面积指数动态的影响

了解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对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月尺度MODIS LAI、气象等数据,采用基于像元的趋势及偏相关分析、时滞与累积效应分析和改进的残差分析等方法,评估松辽流域2001—2021年生长季植被叶面积指数(LAI)动态,在顾及时滞与累积效应的情况下探究气候与人为驱动因素对植被的影响。结果表明:(1)松辽流域LAI总体呈“平原低,山地高”的空间分布格局。近21年植被LAI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未来植被变化以持续改善为主,但内蒙古西部草原及大、小兴安岭局部地区仍存在退化风险。(2)LAI总体上与气温、降水呈正相关,相较气温植被生长对降水更敏感。LAI变化的时间效应随气候因子、覆被类型及植被分区的不同而发生变化。LAI对气温的主要时间效应为2个月滞后和0—1个月累积,而对降水主要为无显著滞后和1个月累积。(3)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联合作用是影响松辽流域植被LAI动态的主要原因,两者对植被变化的贡献分别占41.7%和58.3%,同时考虑时滞和累积效应时,提升了气候因子对植被生长的解释度。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的影响厘定研究

总初级生产力(GPP)是生态系统植被光合作用生成有机物的能力表征,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关系到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区域生态安全。基于生态系统过程模型CEVSA2,应用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卫星遥感的叶面积指数数据产品(MCD15A2H),以强迫法构建了遥感数据驱动的模型新版本——CEVSA-RS;基于CEVSA-RS模拟分析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GPP时空变化的相对影响,从气候潜在总初级生产力(GPPCL)和现实总初级生产力(GPPRS)的大小和趋势两方面厘定了人类活动影响。2000至2017年全国平均潜在GPP(1016.36 gC m^(-2)a^(-1))略高于对应现实GPP(962.85 gC m^(-2)a^(-1)),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长江以南大部、秦岭、太行山脉以东以及大兴安岭以东和长白山地区等森林植被覆盖区,现实GPP高于潜在GPP;而西部草地及灌丛等地区现实GPP低于潜在GPP。全国GPP呈显著增加趋势(P<0.05),其中现实GPP的增速(46.04 gC m^(-2)10a^(-1))高于潜在GPP的增速(41.46 gC m^(-2)10a^(-1)),人类活动影响促进GPP增长,主要体现在华南地区和华北平原等地;内蒙古东部、东北平原北部、青藏高原西部等地人类活动呈负面影响。人类活动影响大于气候影响的区域可达全国陆地面积的53%,其中西部生态相对脆弱的草地区人类活动仍为负面影响,这些地区以草定畜,发展草牧业和保护生态,仍然任重道远。

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对中国北方岩溶泉的影响——以山西柳林泉为例

中国是岩溶最发育的国家之一，全球岩溶面积的1／4分布在中国。由于岩溶含水层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岩溶泉已经成为人们研究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最要信息载体。本文以中国北方具有代表性的柳林泉为研究对象，经过分析认为1957～1973年泉水流最基本上处于自然状态，因此，我们利用1973年前的泉水流量，建立了气候变化条件下泉水流量的灰色系统模型，将该模型外推，获得了1974～2005年气候变化条件下的泉水流量，与同期实测流量相比较，得到了人类活动对泉水流量衰减的贡献。结果表明，1974～2005年，气候变化对泉水流量衰减的贡献仪为人类活动对泉水流量衰减贡献量的8．1％～8．6％，人类活动对泉水流量的衰减起着主要作用。在人类活动对泉水流量的影响中，地下水开采量仅占到其中的20％～35％；其他因素包括水库的修建、跨区域地下水袭夺、矿坑排水、泉域内森林植被的破坏等等，他们对泉水流量衰减的贡献占到65％～80％。因此，传统的单纯以地下水开采量作为人类活动对泉水的影响足不合理的。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中国北方旱区植被变绿的定量贡献

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的生态恢复使中国北方旱区植被发生了显著变化,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动态的相对贡献,对于旱区生态系统管理和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北方旱区植被变化影响因素的时间动态(2000年大规模生态恢复工程实施前后)和空间异质性(沿干旱梯度)仍需进一步的定量研究。基于多源数据,采用趋势分析、偏相关分析和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分析了1981-2018年中国北方旱区气候和植被的时空变化规律,量化了2000年前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动态的相对贡献并分析其在干旱梯度上的空间差异性。结果表明:(1)1981-2018年期间,中国北方旱区的叶面积指数(LAI)平均增加速率为(0.0037±0.0443)a^(-1),且增加速率沿干旱梯度增大。2000年前仅10.46%(P<0.05)的地区显著变绿,而2000年后达到36.84%,且植被变绿主要归因于非树木植被。(2)2000年后降水对植被变绿的正效应在不同干旱梯度均增加,而在半干旱区和亚湿润干旱区,温度对植被变绿由正向促进转为负向抑制,而辐射在干旱区由负效应转向正效应。(3)2000年前后,气候变化均主导着植被的动态,贡献率分别为96.07%和73.72%,人类活动的贡献在2000年后进一步增强(从3.93%增加到26.28%),且沿着干旱梯度而增加,其中人类活动对植被变绿的贡献在半干旱地区增加最显著(+0.0289 m^(2)m^(-2)a^(-1),P<0.05)。研究结果可为未来气候变化下中国北方旱区的植被恢复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环塔里木盆地植被覆盖度的影响

塔里木盆地生态系统脆弱,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植被对维持塔里木盆地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区域、绿洲外围植被分布区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周围植被分布区作为研究区域,将植被覆盖度(FVC)作为反映植被变化的监测指标,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气温、降水、植被类型数据,采用像元二分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法、残差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植被覆盖度的时空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环塔里木盆地、各植被类型植被覆盖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22年环塔里盆地植被覆盖度每10年增长0.008,各植被类型的植被覆盖度均呈现上升趋势,空间上植被覆盖度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气候变化影响的大部分区域植被覆盖度基本不变,人类活动影响的植被覆盖度以改善为主;(2)植被覆盖度的变化主要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主导,但人类活动的影响大于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时,植被覆盖度改善和退化的面积占比分别为19.79%、49.55%;(3)在植被覆盖度改善区,人类活动的相对贡献率整体较高。在植被覆盖度退化区,气候变化对绿洲区域内植被的相对贡献率更高,在绿洲区域外人类活动的相对贡献率更高。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流域径流及其年内分配的影响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流域径流有着显著影响,径流变化的定量归因计算是流域管理的重要工作。采用M-K突变检验界定葫芦河流域径流的基准期和影响期,基于SWAT模型模拟结果量化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和其他人类活动对流域径流变化的贡献。结果表明:(1)1961—2014年葫芦河流域年径流量先增后减,整体呈下降趋势,1986年变化较为显著。(2)SWAT模型能较好模拟葫芦河流域天然径流量过程,率定期和验证期的纳什效率系数大于0.74、决定系数大于0.75。(3)1986—2014年葫芦河流域年均径流量相较于基准期(1961—1985年)减少了2.95亿m3,其中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和其他人类活动的贡献分别为67%、2%和31%;在影响Ⅰ期(1986—1999年)和Ⅱ期(2000—2014年)内,气候变化对径流减少的贡献分别占96%和44%,其他人类活动分别占3%和52%,土地利用变化分别占1%和4%。(4)2000—2014年,土地利用变化和其他人类活动作用下,月径流量均表现为减少;气候变化对径流量的影响在1月和12月表现为增加,在其余月份表现为减少。2000年前气候变化是葫芦河流域径流的主要影响因素,2000年后人类活动是葫芦河流域径流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水资源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高寒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其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

了解陆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基本机制是适应和减轻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决策基础。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可以通过生产力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适应性进行量化。采用1982—2018年青海省境内基于遥感的现实净初级生产力(NPP_(R))和气候驱动的潜在净初级生产力(NPP_(C)),量化了高寒生态系统的敏感性(Sensitivity)、适应性(Adaptabil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然后探讨了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时空变化,并分别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分析了其基本机制。结果表明:(1)基于NPP_(R)和NPP_(C)的生态系统脆弱性在空间上呈现出中度脆弱的模式,脆弱性从东南向西北由不脆弱依次递增到极度脆弱等级。(2)耕地的脆弱性较低,基于NPP_(R)和NPP_(C)的指数分别为-1.31和-0.93,这是由于其适应水平较高而敏感性较低;森林次之,指数为-1.18(NPP_(R))和-1.06(NPP_(C));草原的指数为-0.17(NPP_(R))和-0.17(NPP_(C));而荒漠的脆弱性较高,指数为0.77(NPP_(R))和0.78(NPP_(C)),这是由于其敏感性较高,适应性较低。(3)基于NPP_(R)的高寒草地的脆弱性有两个温度阈值(-2.2±0.8)℃和(5.5±0.8)℃,一个降水阈值(387±45.6)mm,两个干旱指数阈值为(14.2±20.2)和(78.2±20.2)。而基于NPP_(C)的脆弱性也发现了同样的阈值,并且数值相似。阈值表明最佳气候条件下,生态系统将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和较低的敏感性,即较低的脆弱性。但如果气温较低或较高,或者降水较低,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将会更高。(4)人类活动对东部地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就整个青海省的生态系统而言,这些影响在区域平均水平上较小。这项研究表明,在高寒脆弱的生态系统中,气候条件决定了脆弱性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这应该被视为生态保护决策的理论基础。此外,本研究发现的阈值将为生态系统生态学提供一个案例研究,并应在世界各地的脆弱生态系统中广泛探索。

近30年黄河陆上三角洲蚀退-淤进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

近30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和流域人类活动加剧的影响,黄河三角洲陆地蚀退-淤进过程对黄河流域水循环系统的响应变得更为显著。基于谷歌地球引擎(Google Earth Engine)和长时间序列的Landsat影像,结合流域内气象水文长期测量数据,定量研究了近30年黄河陆上三角洲蚀退-淤进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研究发现,1993—2022年间,黄河三角洲陆地面积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再波动增加的阶段,现行河口岸段为主要淤积区,陆地面积每年增长约1.67 km^(2),刁口河岸段为主要侵蚀区,陆地面积每年减少约2.15 km^(2);入海水沙与河口面积变化在1993—2001年自然水沙输运时期存在周期为4~5 a的负相位关系;多元回归分析表明,自然水沙输运时期(1993—2001年)气候变化主导了河口蚀退-淤进,人工水沙调控时期(2002—2022年)人类活动的影响远大于气候变化。

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对海河流域径流影响的尺度效应

海河流域是华北平原最主要的水源供给流域,主要产流集中在上游土石山区。近50 a来该区域的径流量呈现持续减少趋势,导致区域水资源危机。选取海河流域山区57个有长时间序列水文和气象数据的子流域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区域水文、气象数据,利用M-K检验分析了径流随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通过敏感性分析分离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区域内不同尺度流域径流的贡献率。结果显示,面积较大的流域径流更容易受到降雨和潜在蒸散发改变的影响,在小尺度和大尺度流域上人类活动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显著高于气候变化,在较为干燥的地区人类活动导致的径流变化较大。

近40a流域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双重驱动下乌梁素海面积变化特征研究

湖泊面积变化是流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指示剂,明确湖泊面积时空动态过程是评估湖泊生态环境变化及其影响的基础。基于Landsat系列卫星影像,利用监督分类法提取1986—2021年乌梁素海面积;采用一元线性回归、M-K趋势、突变检验对乌梁素海流域的气温、降水量、相对湿度、潜在蒸散发进行了趋势、突变分析;收集流域人类活动数据,运用相关性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湖泊面积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乌梁素海面积从316.19 km^(2)波动增加到332.34 km^(2),增加了5.11%;流域气温显著上升、降水增加幅度小且不显著,相对湿度和潜在蒸散发呈增加趋势,流域气候整体变暖。(2)湖泊面积与气温、降水量呈正相关,与相对湿度、潜在蒸散发呈负相关,流域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农作物播种面积与湖泊面积均呈显著正相关。(3)2002—2021年湖泊面积扩大,GDP贡献率为76.83%,人口贡献率为18.37%,潜在蒸散发贡献率为7.73%,湖泊面积变化受人类活动影响更大。

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背景下石羊河流域生态与水资源变化特征

本研究基于石羊河流域气象资料、遥感资料以及人文资料,分析流域气候要素和生态环境变化特征,探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作用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近60 a来石羊河流域气温显著升高,增温速率为0.40℃·(10a)^(-1),流域气温上升过程中1998年发生突变,通过0.05水平显著性检验;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增幅为7.3 mm·(10a)^(-1),年际间差异较大,从空间分布来看,年降水量流域南部向北部递减;干燥度自1961年以来呈减小趋势,由流域北部向南部递减。流域上游西营河出山口九条岭站径流量呈微弱的上升趋势,增加率为0.037×10^(8)m^(3)·(10a)^(-1),主要受降水的影响;自2007年《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实施以来,石羊河流域水资源、植被面积发生较大变化,蔡旗断面过水量、石羊河年平均流量、青土湖及其周边水域和植被面积显著增加,地下水位稳定回升。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下,石羊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水土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水文情势的影响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受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因素叠加影响,鄱阳湖退水时间提前、枯水期延长、水位降低等问题频发,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化特征,给鄱阳湖湖区生产生活带来巨大挑战。运用趋势检验及突变检验的方法分析鄱阳湖湖区1989~2020年5个水文站(星子、棠荫、康山、都昌和湖口)年均水位的变化趋势;耦合可细化人类活动影响的PCR-GLOBWB(PCRaster Global Water Balance)模型与可预测时间序列的LSTM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模型,结合IHA/RVA法,量化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鄱阳湖的影响。结果表明:受人类活动影响,鄱阳湖水位呈现下降趋势,在2003年鄱阳湖水位发生显著变异,同时,鄱阳湖水位整体改变度由低度改变上升到中度改变。以星子站为例,人类活动是鄱阳湖水文情势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贡献率达110.62%,气候变化对其贡献率仅为-10.62%。研究成果可为鄱阳湖的水资源科学管理调控提供依据。

关中平原城市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NDVI变化的影响

[目的]研究关中平原城市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NDVI变化的影响。[方法]基于2001—2020年的植被NDVI和地表温度数据,运用趋势分析和残差分析等方法分析近20年关中平原城市群植被生长季植被NDVI变化趋势,以及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长季植被NDVI的驱动力分析及其贡献率。[结果]近20年来研究区生长季植被NDVI呈波动性增加趋势,其变化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且存在较大空间异质性,研究区中部生长季植被NDVI降低主要归因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长季植被NDVI贡献率主要为正值,人类活动因素的贡献率更高,且研究区水系两侧多呈现气候变化抑制、人类活动促进的情况。[结论]关中平原城市群中人类活动对生长季植被NDVI的影响较大,建议在综合因素分析中多重视人类活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