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半期,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激烈论战。著名学者陈翰笙组织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从当时中国最急迫的农村问题切入,在无锡、保定开展深入系统的农村经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实际证据,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和经济结构,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扎实的论证。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近代中国农村,地权分散、捐税负担较重,农民受到地租、高利贷等的多重剥削,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由此证明了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提供了现实支撑,客观上促进了革命理论和思想的传播。

茅盾创作《子夜》受到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茅盾在创作《子夜》时受到它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他的创作绝不是主题先行的。

怎样的“物”与何种的“观”?——对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范式反思与新探

关于中国20世纪所发生的社会性质论战,我们更多把其作为思想史来研究,而忽视其背后的理论认知含义。面对唯物史观的传入和其基础的广泛承认,在将其指导运用于社会性质研究的过程中为何会产生众多争论？这种唯物史观的吸收实现化过程究竟意味着怎样的理论发展和研究视域的转换？唯物史观究竟如何在社会理论的研究层面展开其现实价值？这对于我们今天在唯物史观下的社会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更对于我们把握和理解唯物史观本身有着重要作用。这种理论的认识穿透历史而照耀现实。本文试图从唯物史观的＂物＂与＂观＂的内涵和方式入手,对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做出哲学的范式反思与新探,展现唯物史观中＂物＂与＂观＂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这场论战在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情依据、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形成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韦伯、共产国际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发端——《儒教与道教》的革命旅程(1925—1929)

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问题展开的争论,揭示韦伯及其在《儒教与道教》中关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学学说如何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进而,韦伯的中国社会学通过共产国际这一政治渠道曲折地传播到中国,不期然地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性质的讨论产生影响。可以说,韦伯已成为当时中国新社会科学运动的一个“缺席在场”。这构成中国现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上一道久被遮蔽乃至完全被遗忘的思想暗流。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改革的有机发展战略

中国改革总体上走了一条鼓励民营部门自下而上生长,而不是国有部门快速私有化的道路,这在转轨经济学中被称为"有机发展战略"。本文指出,指导这种改革战略的本土理论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概念。而这一概念最著名的倡导者薛暮桥不仅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重要人物,而且在提出和论证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必要性时,明显使用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用过的论式,他的论证被学界广为接受,成为指导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这意味着中国独特的改革战略其实与数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着亲缘关系。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一位中共早期领导人考述——从《中国经济的性质》作者谈起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应用的重要节点,向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作为论战中的重要篇目,《中国经济的性质》一文的作者真实身份一直存在争议,有博古和祝百英两种说法。通过考察博古和祝百英二人尤其是后者的政治活动和其他论著发现,《中国经济的性质》一文作者是祝百英而非博古,该文是他早期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代表作,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与学术思想。祝百英曾参与和领导中共早期的文化宣传活动,之后又在中国经济史、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方面有着突出贡献,因此不应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为了要深入地阐发中国的社会性质,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论战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中国经济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将"中国经济"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对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中国农村经济的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构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概念,形成了"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研究思路,确立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并且也使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形成为一个鲜明的经济学派。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不仅对中国社会性质研究有重大贡献,而且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影响。

何干之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学术成就及影响

何干之大约于1933年参与了当时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论战"中,他运用大量的经济史资料力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对参与"论战"主要派别的观点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评述。何干之参与"论战"取得的学术成就,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试论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认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因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以及学术问题背后的政治意义而备受重视。何干之认为,"论战"是中国革命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是探寻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平台和制定未来中国革命策略的前提。由于对"论战"认识偏向于政治性,导致认识的学术性的缺失。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著述特点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成书于抗战时期,该书较为全面地总结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各派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积极准备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之资本主义社会说

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派别和个人比较多。他们高估中国资本主义力量,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持资本主义社会说的主要有两大派别,最具代表性的是托派。托派观点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苏联托派是资本主义社会说的提出者,陈独秀是中国托派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他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见解是中国托派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在托派中持最极端最片面观点的是"动力"派,刘仁静的观点则离客观现实最近。资本主义社会说作为直接对立面,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党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起到了催生作用。

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论战,众多学者参与,派别林立,观点各异。在“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及时对“论战”进行了总结评述,其研究“论战”的角度和方法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示了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论战”的认识,学术价值厚重。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中共对国情认识的变化

二三十年代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不仅是中共同其他党派之间的一场政治较量,而且是中共及其进步知识分子同反马克思主义者、伪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一场学理之争。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大论战,促成了中共对国情问题的再认识和深层思考,成为中共对国情认识从感性阶段向理性阶段转变的历史节点。论战不仅使中共深化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而且为此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广泛开展国情调研运动,系统揭示中国社会性质、完整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学理支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溯源:重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

20世纪20至3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话语之源与理论准备的意义。论战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进入中国知识领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成熟。它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科塑造了基本话语方式与理论架构,从而在质的规定性上塑造了当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形态与范式。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依然要坚守已经被实践验证过的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根本方法。

三十年代大革命思潮的起源——以唯物史观的传播为中心

在中国的现代历程中,"三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年代。这一年代始终与一种深沉的危机意识相连,人们相信中国只有通过彻底的古今断裂,通过彻底的"大革命"才能完成现代转型。理解这一"大革命"思潮,我们必须将眼光重新投向这一思潮的起点:辛亥革命。正是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一系列动荡造就了"三十年代"。在这一过程中,整体性社会变革的要求最终引出了唯物史观。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唯物史观为社会变革提供了突破口。由唯物史观为之奠基,辛亥肇端的国民革命才真正转化为共产革命。

林庚白的“矛盾”诗学及其意境论的时代意义

林庚白是民国时期的旧体诗诗人,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影响下,提出了表现时代精神、反映社会性质的诗学理论。他认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矛盾现象纷杂并呈,故其诗学以“矛盾”为重心。落实到诗歌创作上,主要表现为生活形态、观念和阶级三方面的矛盾。林氏强调今世之意境,其创作体现了诗歌的新变,然而不同于梁启超“新意境”以输入西方文明为目的,他注重的是表现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林氏的诗学,调整了“新意境”偏重西方文明、忽略社会实况的倾向,在现代旧体诗发展史上,别具意义。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首个汉译全译本的译介与论争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列宁早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通过考证发现,该部著作首个汉译全译本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由“托陈取消派”译介到国内的。在论战中,“托陈取消派”试图通过译介和引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为其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等问题上的观点主张作辩护。但是这也暴露了他们歪曲列宁主义、冒充列宁主义门徒的真实面目,在客观上起到了佐证中国共产党理论的正确性、促进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更加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作用。

秦邦宪(博古)与左翼文化运动

1930年5月至1933年初秦邦宪(博古)留苏回到上海后的两年多时间中,正是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他与左翼文化人往来,发表文章,参与社会性质论战,宣传党的政策理论,对引领左翼文化运动的持续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