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思维进路——从法治秩序到法治文化

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传统性与现代性在价值领域持续对立冲突,而这种价值冲突也传递至社会制度领域,造成了现代性制度完整性的缺失与功能的弱化。社会制度定位摇摆与功能弱化,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社会构架的畸形发展,群体性事件由此产生。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法治秩序,而确保法治秩序有效性的思想、价值前提就在于法治文化的弘扬。弘扬法治文化为现代性价值的凝聚与成长创造了可能,也决定了法治秩序的自然生成,从而为法治秩序提供内在的价值支撑,进而实现法治秩序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

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国模式——《现代性与大学—社会转型期中国大学制度的变迁》评析

随着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深入，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近年来成为高等教育领域里的研究热点，但系统论述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关于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大学制度变迁的探讨十分匮乏。朴雪涛教授的专著《现代性与大学——社会转型期中国大学制度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以下简称“朴著”），借鉴“实践社会学”倡导的“过程——事件”的策略，采用高等公共政策文本和典型事件信息的分析模式，在厘清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制度变迁的轨迹进行了系统论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学界此方面的研究空白。

中国式现代化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时代彰显

“资本逻辑”统摄下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创造现代文明的同时不断走向“野蛮”,社会主义现代性则在继承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现代性的新发展,为我国现代化探索提供了科学路径。我国现代化是选择并不断践行与深化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建立与持续开拓之中,历史性地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创造。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与变革,彰显着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制度优越性;致力于人的现代化并在世界范围内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导世界现代化建设,践行着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价值原则;坚定问题意识与革命精神,在进行伟大斗争中坚定信念,推进着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时代发展。

人·社会·自然: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系统超越的三重向度

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人类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第一种形态,这一形态的转向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系统性的现代危机,主要表现为单向度主体的渐次生化、经济理性至上的泛化、社会两极的进一步分化,以及人与自然二元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实践,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社会、自然三个维度中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系统性超越,即交互性主体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单向度主体的西方现代性;“共同体思维”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西方现代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生态系统性危机的西方现代性,从而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性与时代特征的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文明开创了新形态。

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现代性问题

本文认为,“现代性”关涉到的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抽象、最深刻的层面,这就是价值观念的层面。文化对现代性的影响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现代性”这种提法意味着现代性的多元性。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必须处理好现代性的普世价值与中国国情的问题,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发展科学技术与遏制科学主义的问题,世俗化与超验话语的问题,现代性认同的理性筹划问题。

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期本土文化认知价值——高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造的作用

当今 ,西方现代化工业文明的迅速扩展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 ,造成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 ,物质消费方式和生存观念的急剧改变。导致许多民族的本土文化传统发生急剧消亡和改变。转型期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这一严重问题 ,本土文化的失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消亡。人类在付出代价后 ,已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到新的历史日程上 ,国家已经启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大学该做什么 ?教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方式 ,是人类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 ,作为大学教育这一智能、知识、信息基地 ,首先应对代表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本土文化意义和价值有着确切的认识 ,加强本土文化基因的认知自觉 ,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责任 ,充分发挥大学保护、传承本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作用。

社会转型期家族与现代性的交互性生长——安徽省宅坦村调查

家族组织曾是中国农村国家和农民之间必经之中介。新中国成立后,家族受到严格抑制和打击,家族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在体制和制度的层面被彻底剥夺。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的进程,作为传统社会重要因子的家族组织,在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再次显现。对历史上典型的宗族村落——安徽省宅坦村进行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调查显示:虽然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家族组织结构功能发生了变迁,中国农村社会家族的重构也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家族组织,但是大量事实证明,家族组织赖以存系的3个基本维持机制并未消除,在农村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二元体中,家族组织不断嬗变并与现代化因素交互生长。

中国社会转型期现代化主题反思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充分反映了社会由整合走向分化的过程。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以及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分析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实现现代化最主要的是人的现代化。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

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即是“民富国强”，它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的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性被现代化所替换并表现为一套“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套叙事的话语包括稳定、和谐、民生、国家利益（民族振兴）、治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

性别: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纠葛

自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被引入国内以来,关键词研究一度成为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一股热潮:以“关键词”直接命名的各种专著有三四十余种,其中不乏《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等名作,以此命名的各类专栏与译著更是不胜枚举。然而,不少研究仍停留在词典编纂式的研究阶段,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梳理特定词源的语义源流和古今演绎,尚无法呈现词语背后生活与思想的复杂流变。

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的合理重构——论我国社会转型期医患利益的调节与平衡

我国社会转型 ,为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的合理重构提供了平台 ,但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诸多医患利益冲突也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亟需对其加以调节和平衡。这种调节与平衡 ,不能完全甚至不能主要地交由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去运作 ,不能完全任凭甚至不能主要地任凭医患双方自由地去博弈 ;政府必须明确并履行自己的职责 ,为正确调节与平衡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医患利益创立一个全方位的合理的框架 ,使医患之间在有控制的理性的双赢的利益博弈中合理地重构当代中国医患关系的基本格局。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布与抗风险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两个大转型,这铸就了中国经济的辉煌,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大转型过程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中国农村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已与城市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基本趋同,而农村居民拥有的抗风险机制却远远弱于城市居民,以收入水平表征的抗风险能力也远不及城市居民。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必需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政策体系以有效降低和化解社会风险。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只能有重点、分层次、逐步推进。综合来看,中国农民在抗御社会风险方面处于明显弱势,中国建构社会政策体系和实施社会政策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

转型期中国社会“泛功利化”倾向透视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在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社会出现了把功利判断推向极至,用功利去泛化整个社会物质领域和人文精神领域的“泛功利化”倾向。这种倾向的实质是用功利来衡量一切现象,其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有一系列明显的表现。“泛功利化”倾向的蔓延,引起社会道德的明显滑坡和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导致社会道德危机和公正危机以及社会行为的粗鄙化和非理性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强大冲击。必须以“以德治国”精神为指导,对“泛功利化”倾向进行认真分析,建立合理的功利评判机制,找出调适和消解这一倾向的良方,为我国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创造良好的人文氛围。

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现代性成长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中国社会现代性成长的过程。中国社会现代性成长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人五个大的层面,呈现出由被动到主动、由单一到全面、由感性到理性、由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等阶段性特点。中国社会现代性成长存在着成长的不均衡性、"三农"现代性成长严重滞后、政治体系应对压力的适应能力差、可持续性发展存在的问题突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过高、与现代性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还没有完全形成等问题。

转型期中国社会失范与控制

本文以中国社会转型与分化为历史背景 ,运用社会失范理论 ,较为全面地描述与分析了中国社会失范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心理层面的种种表现及基本特征 ;从社会宏观层面 (经济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等 )与社会微观层面 (道德规范内化弱化、规范认同障碍、角色失调等 )分析了中国社会失范的原因及危害 ,提出了控制社会失范的具体方法与途径 ,由此说明矫治与克服中国社会失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伦理危机及伦理重建

以经济体制为先导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不仅引发了伦理功能、标准和行为方面的危机 ,也要求与传统的伦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伦理和资产阶级的伦理不同的新伦理的重建 ;在新伦理重建过程中 ,社会主义功利主义是其原则 ,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总目标的个人与社会伦理是其内容 ,多方协作、共同努力是其途径。

论信用缺失的产权根源——中国社会转型期为例

信用交易以清晰界定的排他性产权为前提 ,信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产权关系 ,“产权缺失”① 是造成信用缺失的经济根源。本文从经济层面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表现形式的“产权缺失”是如何导致信用缺失的 ,旨在说明一个界定清晰、保护有力的产权制度体系是建立完善发达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

由于时代境遇和问题关注的共通性,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法兰克福学派的新型人学立场,有助于我们确立现代性建构的合理价值;法兰克福学派所具有的"反思启蒙"与"重新启蒙"的问题意识,有助于我们调整现代性建构的致思方向;法兰克福学派所确立的"超越现代性"与"重建现代性"的实践目标,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性建构的方向;法兰克福学派融批判与建构于一炉的研究方式,有助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合理选择。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中国司法——诉讼社会的中国法院

诉讼社会是社会转型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经阶段,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快速融入全球化,中国已经进入诉讼社会。诉讼社会具有彰显公民理性和社会文明,彰显现代司法价值和公信,彰显法律与司法的公正性与确定性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征。在当下中国,诉讼社会在表征法律与社会现代性的同时,也存在司法机制扭曲、司法尊严和权威严重削弱、司法地方化倾向加剧、司法行政化日益严重、司法公信力缺失等现代性问题。随着中国司法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这些问题必将在司法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得到消解。

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向以工具理性和个体主义为核心价值观、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政等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受到中国的历史经验、传统意识形态及社会组织方式的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在现代性诉求的表达上出现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温和主义这三大派别的分野,而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则呈现出缺失、无根、无序的状态,为此,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图景就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摒弃长期以来以现代化替代现代性的思想,发展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