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声、色、义同时启示的世界——梁宗岱的中国纯诗之路

梁宗岱认为,中国纯诗是一个由声、色、义同时启示的世界,是天籁之声,是一株元气浑全的妙笔生花。它与自然天宇相融合,拥有一种超乎文字之上的意境或表现。它最充分地运用了想象力,它的生命之树生长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里。宇宙意识、象征之道、音乐的灵魂,是中国纯诗最本质的生命形态。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中国纯诗的音乐本体意识

中国纯诗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人的整体追求里,始终在寻找一种能切近现代人情绪的纯粹形式,这是他们苦心寻找的"纯然的"现代诗。在这个诗形里,诗人们刻意抛开惯常倚靠的音律,力图用情绪的节奏组织诗的内在结构。表面上,"现代"诗人这种"纯然的"诗,与法国象征主义"纯诗"的艺术宗旨有着一定的偏差,但实际上,"现代"诗人努力打造的中国纯诗并没有放弃音乐性,他们强调的"不用韵脚,不受格律的束缚",实际上体现为一种音乐的"缺席"与音乐性的"在场"。

戏剧化:不同张力和谐作用的模式——中国纯诗间离生命经验的操作策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诗人的纯诗追求,曾刻意尝试了"戏剧化"之路。他们利用事物间存在的"悖反"因素,制造"戏剧化"的表现空间;他们用虚拟的"场景"还原事物的本质特征、构筑诗情;他们借助对话、独白、梦境,形成具有强烈戏剧性的诗意的组织。对中国纯诗而言,"戏剧化"实际上体现为一种间离生命经验的操作策略,这是中国纯诗探索将生命经验转化为诗性经验的有效途径之一。

用电影的手法写诗——中国纯诗的象征性意象之途

"现代"诗人用一个一个的印象描画情绪;用不加装饰的字眼抓取简洁、坚硬、鲜明的一个或一串意象;用电影的手法构筑画面。他们诗中的意象具体、客观、直接、无矫饰,但"飞过的鸟,溜过的反光,不大听得清楚的转瞬即逝的声音",都被"连系起来,杂乱地排列起来"。这样的诗,"运用许多意象,给你一个复杂的感觉";运用意象置换辞藻,还原"辞藻"的工具属性,让意象被类似蒙太奇的剪辑手段处理后,直接成为诗的构成元素。这是"现代"诗人创造的中国纯诗的新旋律。

日本观念对初期中国“纯诗”的塑造

20世纪20年代中期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倡导的"纯诗"及实践,不单纯是引入马拉美象征主义诗学的"欧化"结果,而是西方象征诗学和日本辰野隆的心灵愉悦理论"合力"促成的。穆木天、王独清强调将诗与散文的世界分开,要有大的暗示能,即来自穆木天的指导教师辰野隆的"激发",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诗歌的物哀情调和日本的异域体验、艺术观念密切相关,他们诗歌的色音追求也源于日本文化的制约。

跨越异域的彩虹——瓦雷里与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核心范畴,代表着艺术家对艺术至善至美至纯理想的追求。在西方纯诗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瓦雷里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他对纯诗理论进行了系统、完整的阐释,是纯诗理论的代表。20世纪20—30年代,瓦雷里的纯诗理论也受到了中国学者异乎寻常的关注,梁宗岱、李健吾、曹葆华、戴望舒等把瓦雷里的纯诗理论译介到中国,希望以瓦雷里的纯诗理论为参照,来探讨中国新诗的目标和归宿,最终实现中国新诗向艺术本体的真正回归。与此同时,他们在接受的过程中彰显了充分的主体意识,赋予纯诗理论鲜明的民族特征,从而推动了纯诗理论的中国化,也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