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与民营之间的取舍:战后国民政府的棉业政策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成立

抗战时期及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始终坚持纺织工业的民营原则。战后物价狂涨、通货膨胀、工潮叠起等严重威胁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为平抑物价、救济失业、恢复生产力,国民政府决定接收原在华日本纱厂,筹设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本文认为成立中纺公司是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及补充国库的传统观点并不全面,战后纺织工业的起落与国民政府的棉业政策有密切关系。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发展歧路(1946-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了振兴中国纺织业和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在接收日伪在华纺织企业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纺织企业集团——中国纺织建设公司。1946年至1948年间,中纺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原料购买、资金等方面的特权,在稳定物价和促进中国纺织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1948年以后,由于管理制度上的紊乱以及监管上的失效,中纺公司盈利的方式、手段都发生了变化,其业务经营方式转向特权投机,倚仗政府权力进行官商勾结。中纺公司渐渐走上歧路,最终成为了官僚和权贵牟取暴利的敛财工具。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民营化与股票发行探析

抗战时期,纺织工业的国营、民营之争就已开始,但国民政府一贯坚持纺织工业民营化的原则。然而,战后国民政府却接收原在华日伪纱厂,建立国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违背了纺织工业民营化的诺言。以后为补充财政不足,国民政府又一度积极推进中纺公司民营化及其股票发行工作。尽管如此,1948年以后由于内战扩大、通货膨胀等种种原因,纺织工业走向全业破产。纺织业资本纷纷逃货南下,国民政府对财政经济状况失去控制,资本市场日益失序,无法正常运作。在这种情况下,中纺公司的股票出售不能按预期顺利进行,其民营化方案也自然未能实现。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棉纱布抛售政策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胜利后在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代表国民政府)之管制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代表国营纱厂)和上海及苏浙皖区棉纺织工业组成的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代表民营纱厂)实行棉纱布抛售政策的过程,进而探析纺织资本家对该政策的态度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远东第一秀场”

杨树浦路2866号，1921年时这里是日商大阪和东洋纺绩株式会社的上海工厂，1946年时这里是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十七纺织厂，1949年时这里是国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

烛照红尘——“盐碱大王”李烛尘（三）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对天津的分割包围，天津国民党警备司令陈长捷扬言死守津沽，坚持与人民为敌，并命令塘沽守军以久大、永利工厂作为工事坚守外逃的海上通道。李烛尘见此．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杨亦周一起苦谏陈长捷．通电傅作义，“勿依厂作战，俾免兵灾”。见陈顽固．李烛尘心如火焚，又驱车找到杜建时，要他考虑自己的“后路”．并指出：“傅作义拿天津作筹码来与共产党谈判，这是他的事。你是天津人，要保护天津，要拯救桑梓于水火之中。”

不了了之的沪杭接收清查案

民怨鼎沸 沪杭清查揭幕 1945年8月9日深夜,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从无线电广播传出,大上海立即沸腾了!日军的缴械,战犯和汉奸的逮捕审判,还有遭日伪劫夺的巨大财富的接收和发还……,可以讲,全上海人望眼欲穿的这一天总算盼到了.……

收藏品里见“中纺”

抗战胜利后,重庆国民政府接管了日本在华全部纺织厂。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指派经济部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负责接收和经营,并于1945年12月5日在重庆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本人收藏的一张保证书和一本《纺织建设》,见证了中纺公司的发展历史。

薪津表上的民国印花税票

一次偶然的机会，于朋友处索得一页“文物”——民国36年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第六纺织厂薪津表”。仔细察看，虽然略有残损，但信息却相当丰富，尤其是那53枚民国印花税票，更是令人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