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精髓的辨识与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

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构建不能局限于对具体实践的经验总结,更主要是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这就需要为中国经济学范式构建坚实的社会和行为基础,其中的关键则在于辨识儒家文化的高次元精神和低次元具象。高次元精神是指具有高度自觉、自我改造和批判性反省特质的精神,但这种具有生命力的高次元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蜕变为低次元的社会具象;相应地,普罗大众往往会被这种社会具象所遮蔽而认识不到高次元精神,对文化传统持完全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剖析的三个典型例子显示,对待传统文化不能抱有历史虚无主义,不能以现在的认知和制度去苛责古人。西方社会的学术和理论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时代背景和西方人的文化心理,中国经济学人不应热拥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极力否定中国经济学的独特性,应将现代经济学理论嵌入到儒家文化和行为机理之中,构建具有极强洞察力和生命力的中国经济学范式。

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反思与创新

中国传统经济学范式是以生产关系理论为中心的"生产关系范式",改革开放后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形成了以经济运行即资源配置理论为中心的"资源配置范式",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试图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调和的"生产关系+资源配置"的折中范式。这三种范式在理论上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在实践上都不适应当代中国的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要科学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正确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就必须对这三种范式进行认真反思与批判,在此基础上按照科学行性、适应性与综合性原则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方式理论为中心的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

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反思与创新

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生产关系范式",不以生产方式为主要研究对象,脱离客观实际,陷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新时期的"生产关系+资源配置范式"存在严重的逻辑混乱和内在矛盾;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式",应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为指导,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积极成果,坚持从实际出发,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逻辑框架——基于三大关键词的元问题思考

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根本思路在于从本体论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这三大关键词的实质内涵:它们都将关注点集中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制度等事务上,同时要确立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类行为机理。事实上,经济学说和理论逻辑只有嵌入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之中,才可以经得起现实和理论这两大问题意识的检验,才可以从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这两大层次进行推进和成熟。同时,只有真正搞清楚了人们的行为机理以及行为互动所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我们才可以寻求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互补共进的内在机制,进而才可以实现市场竞争和社会公平的有机结合,由此才可以构建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经济学范式。正因如此,这三大关键词根本上也就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问题,只有通透理解这些元问题才能构建出普遍性的学说体系而不为各种社会具象所迷惑。

经济学领域的范式与范式危机——兼论中国经济学的范式形成

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史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萨缪尔·库恩提出的“库恩范式”，把科学发展过程概括为前科学（范式形成）→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范式转移）→新常规科学……并把范式理论从哲学范畴运用到经济学领域，提出了经济学中的范式和范式危机。文章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中国当代经济研究之中，提出了苏联经济范式的危机、西方经济范式对中国的借鉴作用，邓小平经济理论成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学范式是历史的必然，经济学中的范式理论对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一个全力支持等命题。

论国家理性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国家理性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是国家运作的法则,是“国家应当为何”的理论集合,是一个国家民众的集体共识,因而是国家所有价值中的最高价值。国家理性一般体现在国家制定的宪法、法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体现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实践中,还体现在执政党的党章党纲中。如果从国家整体利益说出发,把国家整体利益说具象化为国家主体、国家理性、国家理论、现代化生产方式等一组逻辑内涵一致的经济概念,就可以合理地解释1949年以来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方针和政策,就可以逻辑一致地统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发展阶段,给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一个连贯的理论叙述,探索构建现代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知识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就可以通过国家主体、国家理性、现代生产方式这些核心概念,引致出逻辑连贯的叙述体系。

现代经济学的西方化与中国经济学人的边缘化——经济学队伍中地区结构失衡的文化因素探析

现代主流经济学队伍中存在明显的区域结构失衡,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人以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学者非常罕见。究其原因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具有强烈的"西方化"特征:不仅反映的是西方人的心理、思维及行为,而且较为适用于西方社会的现实环境,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学人的研究及其相应的贡献。文章认为经济学理论本身都嵌入在特定的文化和心理意识之中,中国经济学人要在经济学领域取得广为认同的学术贡献,必须构建嵌入本土文化和心理意识的中国经济学范式。

何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儒家高次元文化传统的辨识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个自信的基础在文化自信,而要真正树立起文化自信,关键在于辨识儒家文化的精髓及其高次元的认知思维。尤其是,对具有人文性和本土性的经济学来说,只有将经济理论嵌入到儒家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当前各种纷繁的社会现象,才能真正解决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才能构建出具有根植性的中国经济学。因此,要挖掘儒家文化的高次元传统,就需要剖析中西方社会在文化特质和认知思维上的差异。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人性观及其行为机理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差异,即儒家社会更偏重人文关怀,更重视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显然,只有将现代理论嵌入到儒家的高次元文化之中,才可以构造出"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进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问题的思考

本文回顾了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学每况愈下的状况,讨论了国民经济学学科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基本依据,进一步讨论了国民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建立的一致性和必要性,在肯定国民经济学必须发展与创新的基础上,初步讨论了国民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进而讨论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