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

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章清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自由、民主与法治等自由主义的中心观念作为口号来说，也许并不算罕见，但对于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界定，甚至把某些思想人物归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行列，却一直遭遇很大的困难。或许自由主义只是昙花一现地...

胡适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

作为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自由主义者，胡适的文学思想及全部文学活动始终与他的社会文化活动相联系，并以后者为出发点。文章从泛功利的文学价值观、改良文学的态度与方法、对易卜生主义的鼓吹等方面论证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始作俑者。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唯物史观

对于唯物史观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重要地位,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认同。但在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往往将唯物史观片面理解为"经济史观"或"经济决定论";在社会历史领域,自由主义者大都保持不同程度的唯心论立场,且对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论持反对态度。从近代中国的思想进程考量,虽然自由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存在片面、偏激之处,但其评论与质疑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理解唯物史观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1945-1949年的中国自由主义报刊

二战之后,自由主义报刊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参政的重要传播媒介。本文通过对《客观》、《观察》、《世纪评论》、《时与文》、《周论》、《新路》周刊、《大学评论》七份刊物的分析,展现1945-1949年间中国自由主义报刊的发展概况,并以此为基础,总结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报刊的积极意义。

中国自由主义道德简论

中国自由主义道德简论江娅在近现代中国的道德变迁史上，自由主义道德曾是一股强劲的力量，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它是与儒家道德“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时期，它又与儒家道德、社会主义道德“三分天下”。正是这三种道德之间彼消此长的互动...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历史误读及其方法论批评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纠葛,使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及其文学派别的定位和评价经历了一个由"政治本位"向"文学本体"的回归过程。对"自由主义"概念的认知偏差和多元阐释塑成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多重面孔,使之成为一种颇耐人寻味的研究现象。文章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端、命名及其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文学自由论"产生的根源和流变过程,以及当下研究中"泛自由主义"的过度阐释倾向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究和方法论思考。

严复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范式的确立

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阐发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他建构了一个囊括政治、经济、伦理和思想言论自由等诸多内容在内的自由主义理论系统。严复在肯定个体自由的终极价值的同时,主张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平衡与协调,认为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二者应有所侧重或有先后之分。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考虑,严复主张国群自由优先于个体自由。严复对国群自由与小己自由两种价值的关怀与思考,表征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独特的问题意识,即珍视个人自由与追求国家富强的内在困境。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系统性和个性特色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规定了大致走向,基本确立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范式。

中国自由主义对民族主义的错误认知

维新时期进入中国的自由主义经过五四的短暂繁荣之后,在20世纪40年代末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争论的多面性,集中在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在中国走向失败的原因探求,殷海光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似乎成为历史的定律。其实,中国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其对民族主义的错误认知,这里主要包括其对反帝历史任务的错误认知以及对中国传统的错误认知两个方面。

当代的中国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以殷海光的中国文化态度及其《中国文化的展望》为例

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中国文化的检讨、反省和前瞻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化中的重大问题。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观念演进的三大思潮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或守成主义)同时聚焦于这一问题,并形成了不尽相同而又互相对立与冲突的观点和态度,呈三足鼎立之势。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经过长期的对垒与论战以后,出现了良性互动的状态。

中国自由主义失败的历史经验

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主要思潮,但是在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中,自由主义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主流,而且难免有一个最终失败的结局。这个历史经验应当认真总结。

费正清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儒学观之比较

对费正清中国研究包括其儒学研究的学术影响来看,费氏1932-1935年的中国经历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他掌握了汉语、收集了很多中国研究的一手资料并坚定了他对中国研究的学术方向;尤为重要的是他结识了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着海外的经历和本族文化背景以及儒学文化的深厚底蕴,费氏本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无限的向往。因此二者在交流上不仅没有语言障碍,就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现状也都有着共同话题。鉴于二者的特殊关系,以二者对儒学的基本看法为视角从三个方面,即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儒学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二者对儒学认识的局限性进行比较,进一步了解费氏的儒学观。

中国自由主义迟到的人权宣言———1929-1931年人权运动简评

９２９年－１９３１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新月社”部分成员组成“平社”，以《新月》为阵地，发动了著名的“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训政体制”，要求宪政民主人权，发表《人权论集》。它不是像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战争的《独立宣言》，是资产...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抉择——《大公报》在重庆谈判前后的言论评述

本文试以现代化范式为基础,并且结合新史学"一切都是当代史"和"一切都是思想史"的理论背景,运用相关新闻学、政治学的知识,通过以《大公报》在重庆谈判前后的相关社评和相关言论分析,以小见大地反映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在面临抉择时的反应以及其所面临的现实与理想间的差距。并且试图以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实践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今天重新反省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参考。

从梁启超的“自由”界说看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致思趋向

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在与民族主义的纠葛中产生的,其致思趋向主要表现为:其一,将自由视为一种普世价值,是任何国家都可以进步发达的原动力。其二,除了阐释其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内涵,也十分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伦理的解放,由此将批判儒家纲常伦理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其三,自由的含义常常是在中国传统的话语系统中得以表达,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理解和接受自由观念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四,个人的自由往往与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并提,并力图取得某种平衡,与此相联系的理论缺陷是,对个人主体意识的论述不够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