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园区的国际法律规制与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应对——以贸易公平为视角

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的管理行为的国际法效果归于中国政府,因此其制度创新需建立在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就发达国家关注的贸易政策合规、知识产权保护和"社会倾销"等涉及贸易公平的问题,四大自贸试验区需要在内化实施《补贴与反补贴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方面充当表率,在强化知识产权的边境保护发挥引领作用。自贸试验区有必要在加强劳动标准的实施方面有所创新,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所谓的"社会倾销"的顾虑。同时,基于大陆和台湾同为WTO成员的事实,福建自贸试验区推进两岸深度合作的相关立法作为国内安排,需注意不违反WTO的非歧视规则,避开贸易方面的特别优惠。

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中警务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我国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在带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同时,亦对警务工作带来新挑战,体现在国家安全稳定、社会治安治理、公安行政管理、经济违法犯罪等方面。为应对新挑战,提升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质效,当前警务实践探索已显现出丰富的样态,但警务机制改革创新有必要持续推进,主要着力点是要树立“专业化”警务理念及理顺警务组织机构、推进“放管服”背景下公安行政管理改革、创新基于“合作”理念的社会治安治理举措、构建打防并重的经济犯罪防控机制。

一本自贸试验区解惑书——评《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实践与探索》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应对全球化发展新态势、推动新时代我国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新举措。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始,到如今21个自贸试验区已形成属于自己的战略定位和特色。目前,21个自贸试验区已经基本实现了从南到北、由东到西的长三角、粤港澳、环渤海等主要国内经济区域的覆盖。中国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和发展,反映出中国主动适应和把握当前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进一步向改革和开放发展,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自贸试验区十年创新发展之路

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年,是不断创新、不断突破的十年,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原创性实践,是全球自由贸易园区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不论是在开放模式上,还是在推进方式和具体成效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绩。

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策略研究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规章制度型开放的关键媒介。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的五年期间,中国自贸试验区通过创新并复制推广成熟的监管制度,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文章尝试提出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的路径,促进自贸区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引领制度创新 推动开放发展——中国自贸试验区十年成绩与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新征程上的综合试验平台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设立,此后,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加速推进。十年间,中国已形成拥有21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自贸区体系,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创新格局。上海自贸区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高地,在制度创新方面发挥了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外贸外资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为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金融服务贸易便利化研究——以中国自贸试验区为视角

中国入世后,货物贸易获得巨大发展,而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严重滞后。本文应用引力模型对中国建立自贸试验区前的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出口潜力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出口国的金融服务贸易限制政策对金融服务出口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制定区域贸易协定对金融服务贸易也不一定产生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对主要的金融服务出口市场,如对美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稳定,但对于日本和欧盟内多数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仍处于"贸易不足"的状态,贸易的潜力依然巨大。因此建议重点在中国自贸试验区探索金融服务贸易便利化改革,放松金融服务贸易限制,释放潜力。

中国自贸试验区金融负面清单发展沿革及启示——对比TPP、USMCA和KORUS协定

在世界各国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进程中,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被越来越多地采用。上海自贸试验区①作为中国金融改革创新的排头兵,通过局部先行先试探索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在全国得以推广实施。2017年6月28日,全国首张“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负面清单指引(2017年版)》(以下简称《指引》)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制建设问题研究

"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下,自贸试验区建设将被赋予更大的平台期待和历史使命,尤其伴随着最新一轮自贸试验区的确立,我国将进一步通过制度建设,帮助各地区实现开放平台的功能组网与协同发力。中国(河南)自贸试验区作为第三批单边开放平台的重要组成,肩负着"承前启后"的开放创新使命。通过对中国(河南)自贸试验区的法制建设情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同时面临着关键性制度建设与特色开放优势发挥的难题。在追求自贸试验区开放的功能和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应尊重中国(河南)自贸试验区发展定位与发展目标的特殊性,通过"经验借力",并以"法制系统化、政策法制化、管理市场化"能力培养为依托,在规则塑造与价值塑造层面,重点推动"贸易更加透明便利、知识产权保障更加有力、多式联运体系更加便捷"的法律制度建设。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财税制度创新研究——基于租赁性投资效应分析

本文从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财税制度创新的内容出发,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上海自贸区租赁性投资业务与财税制度的创新效应。对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财税制度的创新效应加以"点"上探讨,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租赁性投资决策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企业名义税率、实际所得税率以及税率差别理论的影响,而后从"面"上就自贸区税收法制建设创新、税收征管模式创新、税收执法环境创新等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中美BIT谈判与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创新

分析《美国BIT范本》金融服务条款、美国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可知,中国与美国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在投资口径、所涉义务、措施形式、清单规范等均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自贸试验区是国家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应继续在金融业负面清单管理、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发展新金融服务、大数据金融监管和系统集成、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对接国际规则,先试先行。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配套服务设施优化探讨——基于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现状与需求特征的分析

上海自贸试验区由外高桥保税区、浦东机场保税区和洋山保税港区3大区域组成,作为自贸试验区的主体功能,金融、贸易、会展等商务设施快速发展,建树显著。但与其主体功能相辅的配套服务设施,则由于三区不同的阶段和特征都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自贸试验区的软实力提升。探讨如何结合自贸试验区的特殊性,从特征分析和需求调查出发,寻求适合于当前需求及发展形势的配套服务优化之路。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外溢效应研究——以常熟市为例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主要涉及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制度、政府治理制度、投资管理制度、税收制度等领域,这些改革措施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一旦实施成熟,将在国内其他城市相继推广。作为紧邻上海的港口型城市,常熟必将受到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虹吸效应"影响,其部分高级人力资源、资本、企业等资源可能会向上海转移。但从长远来看,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将给常熟带来更多的辐射效应,有利于常熟承接新一波产业转移、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港口经济、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等。据此提出常熟做好与上海自贸区部门有效对接、提升常熟经济配套服务上海自贸区产业能力,做好高端项目引资准备,提升常熟港开放度及综合服务能力、大胆尝试开放性经济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对策。

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示范引领作用的策略分析

随着沪津闽粤自贸试验区相继建立,上海作为我国最先成立的自贸试验区,也是对外开放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如何进一步发挥其在全国自贸试验区体系的示范与引领作用,更好应对新的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上海自贸试验区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就必须积极跟踪其他自贸区制度创新措施、充当新一轮对外开放压力测试和对外投融资平台、建成"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与投资节点城市。同时,上海在贸易、金融市场等对外开放领域要想保持全国范围内的先发优势,需要在先行先试过程中提高风险防控能力,为其他自贸试验区及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借鉴。

中国(上海)自贸实验区物流金融发展分析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给我国物流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如何将前端的"产业金融"向后端的"商务金融"延伸和转型,就必然成为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应该完成的任务。本文建议借助金融开放契机,在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物流金融国际合作平台,增强金融服务功能,创新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物流金融产品,控制及规避违约的风险,达到物流业和金融机构及有关各方的多赢局面。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治建构论

法治建构是中国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当下中国自贸试验区法治建构模式本质上属于"自主推动型法治建构模式"。"市人大常委会授权立法→市政府‘1+X’规则群→市人大常委会条例三步走"的法治创新路径成为可复制和可推广的法治创新经验的"上海模式"的最重要内容,同时成为3年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探索的最大亮点。中国自贸试验区法治创新路径及法治建构的"应然模式"是"国家层面统一立法的基本法模式",而"实然模式"是"国家授权、部委规章、地方立法三层次联动推进模式"。"实然模式"的最大成效是主要解决了"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一政治课题,但该模式存在三方面缺陷(无法适应深层次改革创新任务、不具有可持续性、价值取向模糊),在实践中遭遇了"四化难题"(行政化、地方化、碎片化、空洞化),对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够显著,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亟需探寻一条介于"应然模式"与"实然模式"之间的中间路径,并努力构建一种对中国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具有实质性法治保障意义的"过渡性模式"。建议采用"特别授权法模式",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由贸易园(港)区特别授权法"。

自贸区建设成效、问题及发展方向

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对标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探索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自设立以来,中国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试点经验推广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短板。面对国际经贸形势变化和全球治理秩序重构,以及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要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高地建设,在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发挥更大作用。

上海自贸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在外商投资领域正在着手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准入前国民待遇,这一制度创新是我国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大战略决策,也不可避免会催生自贸区"专属投资争端"的产生及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需求。针对外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之间发生的"涉自贸区"争端,在构建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同时,还应考虑涉自贸区商事争端诉讼解决的"集中管辖"与法律适用上的大胆突破;在鼓励投资者通过商事仲裁解决争议的同时,应尝试突破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允许当事人授权下的友好仲裁;针对外国投资者与我国政府之间发生的"涉自贸区投资争端",不宜将其提交ICSID等国际仲裁机构解决,而应通过构建适合自贸区特色的临时仲裁机制,并将用尽我国行政与司法救济作为提交仲裁的前提。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的重点:对外商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因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上海自贸试验区旨在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时机,主动去适应国际高标准的规则要求,来推进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抢占先机。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与投资有关的改革措施中,难度最大但也最重要的是对外商投资准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一改革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整体改革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同时亦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主要着力点。负面清单管理是保证政府管理体系透明化和法制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政府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现阶段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管理负面清单设计仍存在一些难点,诸如对产业编码长度的选择和对现有的不符措施的梳理、如何在制定负面清单时通过清理不符措施以切实减少对外商投资准入的限制和提高投资便利化的程度、如何确定需要保留将来采取不符措施权力的行业和领域等,这需要我们通过锐意改革和不断创新加以逐步改进和完善。

带你了解第三批自贸试验区（三）——中国（重庆）自贸试验区

2017年4月1日，伴随着第三批7个自贸试验区统一挂牌，我国已形成由南至北、由东至西的“1＋3＋7”的自贸试验区试点新格局。新批准的7个自贸区什么样？海关将为支持自贸区试验区建设出台哪些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