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

佛教是我国三大宗教之一．自东汉传人中国后，与我国古代文化相结合，逐步演变和发展，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两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佛教不断地域化、民族化，从而形成众多的流派和体系。

中国藏传佛教的著名学府——甘肃省佛学院

与全国藏传佛教六大名寺之一的夏河拉卜椤寺相毗邻,有一座神秘的学府——甘肃省佛学院。 走进佛学院并不起眼的大门,迎面看见育经堂的墙壁上用汉藏两种文字写着几行醒目的标语。 ——党中央号召: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知恩报恩,报父母恩,报众生恩,报国家恩,

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雄证——清代“笃信禅师”名号考

“笃信禅师”名号出自于《清实录》,记载的是甘肃卓尼著名藏传佛教高僧棍噶札拉参因调停藏尼冲突有功,清朝中央政府赐予其上师转世三世策墨林“笃信禅师”称号。但棍噶札拉参的个人传记中记录的是棍噶札拉参本人获“笃信禅师”称号。其中所涉两位历史人物:一位是驰骋疆场保卫祖国边疆的“将军喇嘛”一世喇嘛噶绕棍噶札拉参,一位是对西藏政教产生重要影响,维护了祖国统一、西藏地方稳定的摄政三世策墨林。“笃信禅师”名号归属问题,恰恰也反映出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藏传佛教对中央政府的绝对拥护,藏传佛教高僧所拥有的爱国品质是藏传佛教爱国传统的具体表现。因此,本文将就此名号归属问题作相关讨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藏传佛教中国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是要在全中国各族人民中间树立起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之象征的中华民族认同,而其前提首先是要正确地界定“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为此我们必须同时破除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牢固确立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五十六个民族的百姓都是中国人的崇高信念。而藏传佛教中国化则不是要将它汉化,而是要使它更加适应中华民族新时代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使它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助缘。为此,我们不但要把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应该把汉藏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最重要的身份认同,进而把中国境内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传统联结起来,加强中国佛教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此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要内容。

藏传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世俗化概念适用性探讨

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具体实践,亟需构建以藏传佛教中国化为基础的学术话语体系。长期以来,以基督教为背景的世俗化理论由于暗合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历史背景以及民主改革后藏传佛教发展的某些现象,被一些研究者用在对藏传佛教的阐释中,实则是对藏传佛教中国化在起因、过程与结果上的误读。藏传佛教中国化应正确对待西方宗教观念的介入和影响,实现自身由政治术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向,在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中建构具有中国宗教社会学意义的理论体系。

藏传佛教中国化及其发展趋势

学界关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研究,还很薄弱,而从阐释学视角考察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来龙去脉,更是寥若晨星。本文试图从阐释学的视角探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逻辑前提、坐标参照、话语结构、政治图景、文化涵化和当代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趋势作一探究。

佛教研究新成果——读《中国藏传佛教寺院》

人所共知,藏传佛教对藏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习俗等诸方面,均有着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通过寺院具体表现出来的。例如教育,可以说寺院即学校,喇嘛即教师,佛经即教材。因之,离开对藏传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寺院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是难以得到对藏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正确认识的。由于寺院历史作用突出,现实影响大。

藏传佛教雕塑艺术及其特征

中国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阶段与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大体一致 ,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阶段。藏传佛教雕塑艺术主要包括石雕、木雕、铜雕和泥塑等类型 ,包括摩崖石刻、玛尼石刻、建筑装饰木雕、印刷模具木雕、封经板木雕、大型泥塑和擦擦等。

宗教中国化视域下藏传佛教萨迦派传统学修模式--访西藏社会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孜东落追云旦先生

孜东落追云旦先生系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院常务理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教授、西藏社会主义学院特聘教授、西藏佛学院指导教师、西藏日喀则南木林县人大副主任。文章以宗教中国化的视域,主要围绕藏传佛教萨迦派主要学经场所、显密文化课的学修次第、学制、教材、学衔授予,以及萨迦派僧尼践行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遵行“四条标准”争做先进僧尼等主题,向孜东落追云旦先生作了专题采访。

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诠释学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是做好新时代藏传佛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前,学界关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诠释学的视角分析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及发展路径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从诠释学角度研究如何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与藏传佛教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密切相关。佛教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其现实证明,只有始终坚持佛教的本土化与时代化,佛教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并与社会相适应,这是一个合理、合法,且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文章从诠释学的视角探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学理依据、政治图景、文化涵化和时代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发展路径作一探究。

藏传佛教中国化在甘青河湟地区的当代实践和发展态势——基于本区域东北段佛教寺院的调查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是青藏高原东部多文化互动的典型区域,历史时期和当代都处于宗教中国化的前沿地带。文章基于多次实地调研获得的材料,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当代实践方面对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藏传佛教中国化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其发展态势。研究发现,目前,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继续保持着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同时信教群众日趋多元,宗教仪式汉藏交融,寺院神灵汉藏共处,宗教建筑、宗教艺术也更加本土化,这些都无不体现出这一区域宗教中国化的特点。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在历史时期已经走出了一条以中华文化为底色、融合区域特点的宗教中国化道路,在宗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上也正在呈现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发展态势。

民国政府的治藏政策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民国时期,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较为困难的背景下,由汉藏民间僧俗大众掀起,并得到历届民国政府支持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迅速发展,不仅推进了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互动,而且有助于加强西藏与内地各族民众的交流与了解,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推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历届民国政府支持下,以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喜饶嘉措等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弘法讲经、传播藏传佛教及西藏文化,传播的人群范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皇室、高官等阶层,而是拓展至内地更广大的各阶层民众。传统的藏传佛教法会具有了团结民众、抵御日本侵略等时代意涵。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沿袭清代治理西藏之策,以国家法律管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宜。同年,国民政府还颁布《补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

藏传佛教在内蒙古的传播特点与多文化交融

藏传佛教在明末以来内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到清中叶达到其鼎盛时期。随着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纵深传播,佛教文化不仅与内蒙古的传统文化交融拓展,而且同时与内地宗教文化也交融发展,而这正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因此,对藏传佛教在明末以来内蒙古地区的纵深传播及其汉藏蒙多文化交融发展的一体化特点进行梳理是很有必要的。

藏传佛教“道次第”理论中国化之历史考察

文章从宗教“本土化”“中国化”的理论视角,对藏传佛教“道次第”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研究,提出藏传佛教“道次第”理论经过3个历史发展阶段。公元8世纪末,莲花戒撰写的《修习次第论》三篇作为吐蕃佛教“道次第”理论的雏形,开创了藏传佛教“道次第”理论之先河;公元10—13世纪,阿底峡《菩提道灯论》进一步完善了“道次第”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博多瓦、卓垅巴等噶当派学者关于“道次第”的学说,推进了藏传佛教“道次第”理论本土化进程;公元15世纪,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问世,标志着藏传佛教“道次第”理论体系构建臻至完善。由此可见,经过3个阶段的发展创新,藏传佛教“道次第”理论从语言表述、思维方式、隐喻修辞、理论特色等方面实现了本土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体系,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和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弘法传情 广结善缘──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佛教文化交流团访日纪实

今年３至４月间，应日本爱知县佛教协会和名古屋净土宗想念寺邀请，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佛教文化交流团赴日访问，先后走访了名古屋、京都、鸟取、东京等地５个宗派（净土宗、净土真宗、真言宗、曹洞宗、黄檗宗）的２２所寺庙，以及有关的佛教团体和新闻出版机构，与日本...

坛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人类学解读

本文尝试揭示位于川青交界的果洛和色达如何在19世纪成为藏族眼中代表佛教宇宙的坛城。除了呼应当代人类学对“地方”概念的重构,这个发现还能证明这片历史上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牧区曾存在一个从文明边缘成长为中心的想象。费孝通在论及藏彝走廊时有“一子相连,全盘皆活”的期许,挖掘藏区边缘坛城宇宙观的历史有助于实现这个愿景,与东南亚人类学的比较则可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表征提供一个人类学解读。

五世噶玛巴河西之行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推进——以百灵寺《敕建普福寺纪功德碑》为中心

五世噶玛巴德银协巴(de bzhin gshegs pa,1384-1415)为明代三大法王之首,其晋京之行意义重大。文中,我们以百灵寺《敕建普福寺纪功德碑》为重要证据,结合《红史》《贤者喜宴》和《噶玛噶仓传承大宝传记·无边宝月水晶鬘》等典籍,对五世噶玛巴返藏途中的河西之行进行考述。在确证五世噶玛巴曾于返藏途中取道河西地区的甘州(kan civu)、凉州(lang jus)广弘佛法、维修寺院的同时,勾勒出五世噶玛巴河西之行的大致路线,并结合历史背景和汉文史籍就其取道河西返藏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取道河西返藏应是五世噶玛巴在综合考虑明朝政府的河西治理政策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五世噶玛巴的晋京之行在促进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时,强化了汉藏佛教关系,推进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藏传佛教中国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是要在全中国各族人民中间树立起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之象征的中华民族认同,而其前提首先是要正确地界定“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为此我们必须同时破除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牢固确立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五十六个民族的百姓都是中国人的崇高信念。而藏传佛教中国化则不是要将它汉化,而是要使它更加适应中华民族新时代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使它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助缘。为此,我们不但要把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应该把汉藏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最重要的身份认同,进而把中国境内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传统联结起来,加强中国佛教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此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要内容。

藏传佛教经院哲学体系及其价值——以格鲁派中观哲学为中心

宗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政策的基本方略,对于佛教来说,其传入中国、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中国化的历史。佛教中国化的进路多样且成果丰富,在不同时代、不同传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就藏传佛教而言,其经院哲学体系的形成极大地推进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文章以藏传佛教格鲁派为中心,介绍其经院哲学的教材与教学体系,从而总结藏传佛教经院哲学的主要特征,并以格鲁派中观哲学的核心概念“中观八难”为例,论证从经院哲学视角重新考察该概念的必要,进而阐明藏传佛教经院哲学体系对于研究藏传佛教思想的学术意义,及对于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