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剧作与中国话剧意识的觉醒

“话剧”究竟“怎是”,如何建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话剧意识”,中国学界、演艺界在1930年之前一直昧而未明。曹禺在改译《争强》一剧时,从布局、行动、性格、对话和情趣等方面,表现出他对现代西方话剧意识的极其敏锐的悟解。曹禺的话剧意识形成的机缘是多种的。《雷雨》产生前后曹禺的话剧意识已经很成熟,走在当时、乃至今日中国话剧界的最前沿。话剧剧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以什么样的话剧意识引领写作,才是最为关键的。话剧进入中国已经百年,但如何补上话剧意识这一课,在今天仍显得急迫。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南开新剧创作中的中国话剧意识——以张彭春的介入为节点

南开新剧的剧作以“神”与“形”两个方面的发展与融合促进了中西戏剧艺术交融背景下的“中国传统”与“世界现代”的文化碰撞。而在这一过程中,张彭春的介入尤为重要,由此开始南开新剧的“神、形”得以定型并进入南开新剧运动关键的“窗口期”。这一以突出教育功能的局部地域性话剧实验,真正实现了以“神”启“形”、以“形”铸“神”、互为表里的话剧艺术内涵表达,完成了中国现代话剧意识“他者中的自我”的身份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