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形成和演变--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为中心

在唐通事的基础和框架上形成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体系,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是1873年诞生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历史上一般把它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时期:前期为1873年6月(也有说8月)创立,至1886年取消,一般称为旧东京外国语学校(简称“旧外语”);1899年再度复活,规模更加整齐,一直延续至战后,一般称为“新外语”时期。学校内所设的汉语部,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官办的中国语教育机构。与几乎同时期的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体系的外国语教育兼有文明传播的功能相比,中国语教育基本上只是止步于一种外交、贸易诸领域的实用性的语言教育。对东京外国语学校以及相关的官办中国语教育机构的沿革变迁的考察,大致可把握整个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演变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性。

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历史轨迹——同远东政治紧密相连的语言教学

1868年的“明治维新”，不仅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使日本的中国语教育走上了同政治挂钩的语言教学之路。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71-1885），从传统的南京语教育向北京官话教育转换的时期；第二阶段（1885-1918），同经济扩张和军事扩张紧密结合的时期；第三阶段（1918-1945），为建立“东亚新秩序”服务的时期。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主要是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同远东政治格局紧密相连，走上了歧路，世人应引以为训。

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

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不仅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使日本的中国语教育走上了同政治挂钩的语言教学之路。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68-1885）：从传统的南京语教育向北京官话教育转换的时期。第二阶段（1885-1918）：同经济扩张和军事扩张紧密结合的时期。第三阶段（1918-1945）：为建立“东亚新秩序”服务的时期。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主要是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同远东政治格局紧密相连。

日本中国语教育纵横谈--日本中国语教育专家相原茂教授专访

相原茂教授,1948年生于日本福岛县,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中国语学硕士,御茶水女子大学原教授。相原茂教授被誉为“日本中国语教育第一人”,在中国语教育的多个领域,特别是教材和辞书编写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和相当高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从1984年开始,相原茂教授几乎每年都有新教材问世。到现在为止,其所编著(含合著)的教材超过100本,广受好评。不仅如此,相原茂教授还在NHK(日本广播协会)的电台和电视节目中教授中国语10余年,为中国语教育的普及和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12月4日下午,在东京巨蛋宾馆大厅,相原茂教授用流利的汉语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为了方便阅读,我们将采访分为三个部分。“中国语”是日本通行的用法,下文中也多采用这一术语。

日本学界中国语教育课题的研究态势与焦点演进--基于KAKEN数据库的计量分析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一苇可航,自汉字东渐伊始至现代,日本对于中国语教育的相关研究便未曾中断。有鉴于此,本文以日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数据库(KAKEN)为研究对象,检索日本关于中国语教育的相关立项课题,并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呈现日本学界中国语言教育研究立项课题、研究机构、研究学者等方面的整体貌相。通过对立项课题的内容及研究成果的分类整理,把握日本学界中国语教育的发展态势与焦点演变,同时对我国对外汉语教育的研究提供他者视阈下的思考与参考资料。

从“汉文”学习到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的成立

日本的汉语教育，始自汉字汉文的东渐。伴随汉字汉文的受容，汉语教育从皇室贵族子弟的个人学习发展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学习，然而，从古代到近世，从公家教育到庶民教育，日本的中国语教育始终服务于汉学，从属于汉学。解读汉文经典的训读法不断发扬光大，而作为外语的中国语教育却始终淹没在汉字汉学教育中，未能独立出来。及至近世，唐话教育将作为外语的中国语教育从汉文教育中脱离出来。此后，近代日本在政府大陆政策的直接推动下，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汉语热”，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语教育开始确立。

满铁附属地日本人小学校中国语教育述论

满铁根据贯彻"以满蒙为中心"教育方针的特殊需要,结合我国东北地区的特点,将中国语科作为重要学科列入课程设置之内。其目的就是尽可能更多地培养将来能永住东北大地的日本人,并通过努力,确保日本人在东北的牢固地位,使之更好地进行殖民统治。这是对我国教育乃至主权的赤裸裸的侵略。

满铁附属地日本人小学校教育述评

满铁附属地日本人小学校教育依据《小学校令》以及文部省令的规定执行,根据贯彻"以满蒙为中心"教育方针的特殊需要,在教育内容上结合了我国东北地区的特点,将中国语及体育作为重要学科列入课程设置之内。其目的就是尽可能更多地培养将来能永住东北大地的健康的日本人,并通过努力确保日本人在东北的牢固地位,使之更好地进行殖民统治。

試論韓國“儒學”與“諸子學”

本論文旨在韓國'儒學'與'諸子學'關係的釐清、韓國'諸子學'的發展、韓國'儒學'對'諸子學'發展的影響等課題。韓國'諸子學'的發展,可以分爲:三國鼎立時期前後到高麗末期、高麗末期到20世紀初期、20世紀初期到21世紀初期三個時期。韓國'儒學'與'諸子學'本來是各自發展並形成不同學科的關係,所謂'儒學'包括'五經'、《孝經》《論語》與《孟子》等經典;'諸子學'包括《老子》《列子》《莊子》《管子》《荀子》《尹文子》《韓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經典。近十年來,'新子學'興起,擴大了'諸子學'的領域,故有必要據此調整韓國'諸子學'的範圍,將《論語》《孟子》納入其中,以此進行一系列的探究。韓國'諸子學'在三國時期前後到高麗末期,學術研究比較自由,進入朝鮮時代後,則受到儒學的制約,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爲儒學定於一尊,倡導儒學的學風與教化作用,以及'儒學'的大衆化等正面影響;二爲剥奪及阻礙其他學術的發展機會、'儒學'的教條化等負面影響。時至20世紀中期,'儒學'藉西學轉型發展,獲得一定成就,同時也墨守方法論,偏離文本。近十年來,諸子學研究者努力嘗試重回文本,搜集文獻,整理出版,營造新的研究生態環境。韓國諸子學界借鑒中國'新子學'的發展動向,攜手合作,將獲得嶄新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