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主义及其在中国转型社会中的适用性探析

随着社会变迁和时代变革,旧的社会治理结构已经不再适用于新风险社会的要求,由于国家官僚作风滋长和社会分裂的扩大,人们开始反思关于民主政治的危机,提出了合作主义的改革模式。本文简要概述了合作主义模式的内容,并结合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和政治社会改革的现实,论述了合作主义在中国转型社会的适用性,最后提出了政府渐进式放权、社会有序自治以及构建"和合"结构关系的中国社会治理发展方向。

科学发展理性:中国转型社会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础。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公共理性表现为科学发展理性,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对求解中国转型社会问题的最佳回应;二,对古今中西公共理性的扬弃和创新。科学发展理性的公共价值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转型社会公共理性特征论

公共理性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国模式"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现代性悖论凸显,具有社会价值基础和整合功能的公共理性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道德理性、西方现代公共理性的特征。

关于建立“中国转型社会学”学科的设想——兼评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

本文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学理论发展出发 ,认为现在已具备了建立一门作为“转型学”分支学科的“中国转型社会学”或社会转型学的条件 ,指出建立这一学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科意义。文章继而对“中国转型社会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进行了学术梳理和定位 ,还对“中国转型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作了学理分析和前景展望。最后 ,提出了中国社会学家应抓住转型期社会创新所提供的学术创新的机会 ,发挥社会学家的想像力与社会观察力 。

新公共性与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

回顾以往,一些经典的理论范式往往发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与迅猛转型相伴随,生产方式剧烈变革、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使得社会整合与秩序的问题日益凸显,但基于不同的历史实践,中西方给出的回答却是不同的。面对当下中国转型社会呈现的新特征,如何找出快速变动的经济社会中不变的逻辑,抓住新发展阶段中社会整合与团结的本质要素,这是伴随社会变迁持续发展的中国社会学的应答之问。据此,本文将从新公共性的历史建构与作用机制出发,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路径、逻辑、机制与动力进行阐述。这项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和把握,而且有助于从学理上界定归纳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模式,继而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理论范式的创新。

转型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战略选择

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为一种专业慈善力量的社会工作,自身应该有怎样的定位与认识、理论何以有效指导实践及如何培养专业型的社会工作者,日益成为学术圈和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2010年仲夏,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高校的社会工作学人、实践者,齐聚广州市首届中国转型社会工作非正式论坛,就转型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论题展开激烈交锋。本刊特延请部分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维度阐述对转型社会工作的理解。期望本组笔谈中这些差异性或相似性的观点能够引起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界、实务界,包括NGO界对转型背景下社会工作的本质、使命、策略、角色定位等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的论争,以便正本清源并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与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其主要内容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变。作为经济体制乃至整个体制世界的社会基础,是稳定地延续着传统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中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没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转变,而且还以其中的原初价值深层次地影响着人们在体制世界中的思维与行为。生活世界既是体制世界的社会基础,也是体制世界的精神基础,当经济体制与生活世界发生分离式变迁时,则表明变化了的经济体制既缺失社会基础也缺失精神基础,当前很多严重的社会矛盾都可以在这种缺失中找到原因。应当充分认识延续着传统的生活世界的稳定性,努力探寻体制世界转变与生活世界变迁的协调性。

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其一,在下沉到经济层面后上升, 其二,从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其三,由“用”及“体”,最终触动传统文化的内核。“以人为本”融 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认识上实现了两次社会转型的叠加,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赶超之路。 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引领和推动21世纪中国的发展。 总之,以“以人为本”指引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实践“以人为本”。

转型期中国社会信用危机及其治理研究

我国社会信用危机与改革开放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变化密切相关,深深打上了转型期的烙印。信用危机的产生是经济基础发生潜在变化乃至政治制度变革的必然结果,实质上是市场信用不足的反映。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通过宪政改革,以法律权威取代政治权威是信用发展的重要条件;从对权威的服从转变为对规则的自觉遵从,并进而建立起规则信用体系,是中国信用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

唯物史观的个人主体视野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问题

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观察和研究的视野是多重的,不仅有客体视野,而且有主体视野;不仅有一般主体视野,而且有个人主体视野。唯物史观个人主体视野下的社会历史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个人主体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密切联系,丰富和深化了对人类社会本质、特征、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对解决中国社会现代转型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处于现代化过程中即转向现代社会的中国,必须承认个人主体的合法性,并及时辩证地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中国社会转型制度研究的新范式：“互动式”研究

制度研究存在多种范式,以往无论是社会学的"结构决定论"、"理性选择理论",还是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关注的焦点或理论前提都集中在了制度上,而忽视了行动对制度能动的反作用,致使其理论视野"作茧"于制度本身。在针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制度研究中,应当克服以往"单向式"研究的不足,努力融合社会学与经济学制度研究的优长,把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既要研究制度对行动的限制,又要研究行动对制度的反作用,从制度与行动的双重关系这一实践逻辑入手,用新的范式——"互动式"研究来代替以往的"单向式"研究,进而明确制度与行动是不可割裂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

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道德规范重建问题探析

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来看,当前中国的社会道德规范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推进以及工业社会的逐步建立,使得传统的道德规范失去了效力。当前社会道德失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场经济带来了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盛行;政治领域内民主政治和平等观念对传统道德的冲击;从思想根源上看,则是启蒙理性与自由的双重悖论;表现在价值观上看,则产生了价值多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相应地,重建社会道德规范的现实路径主要有:进一步发展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在社会中树立道德权威;推进并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政治不信任的原因:政治文化视角的分析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政治不信任现象,这对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分不利的。从政治文化视角观察,出现政治不信任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基于人性善假设的制度设计理念、多元与混乱的价值观念体系、缺失了的耻感文化等。对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不信任现象,应当注意三点:一是要勇于直面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不信任现象,二是准确判断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不信任现象的性质,三是要认识到政治不信任也有其正面的功能。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劳资关系及解决路径

劳资关系是一种经济、政治关系,又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劳资双方又具有一种逻辑关系,表现为资本优先,劳资平衡,劳方优先三个阶段。当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劳资平衡的第二历史阶段。中国转型期劳资关系正处于第一历史阶段即将结束,并开始向第二历史阶段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劳资双方强弱明显,加快了中国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培育良好的投资环境,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护劳工权益,促进劳资关系和谐。

转型中国社会的职业与职业变动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双重转型带来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其中,职业变动是最重大的现象之一。文章主要探讨改革开放以来,转型中国社会中发生的职业变动现象,探讨当代中国社会职业变动的现状、动因,以及问题和原因,旨在宏观层面上把握中国社会的职业状况和职业变动情况,进而展开政策思考。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信用缺失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命脉。从本质上讲,信用是外在强制内化为社会主体自觉的心理取向,是社会主体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和基本规范。它既反映了交易主体追求预定目标的道德诚意,也体现了交易主体履行承诺的能力。转型时期,中国之所以会出现社会信用体系的全面危机,除了社会制度变迁过于剧烈的原因以外,还有三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一是制度短缺条件下的信用机制转型所造成的真空与漏洞;二是激励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逆向激励;三是信用监控机制的弱化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建设信用社会的前提是建立起信用的政府、良性的产权制度以及法治的社会等宏观的基础性条件。

法治在何处——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法治建设思考

解决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推进法治建设。尽管中国法治进程步履维艰,似陷困境,但对比西方法治路,认清中国法治之关键,中国法治之路必定柳暗花明。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留美高潮的兴起

20世纪初留美高潮的兴起的直接导因是美国退还庚款,但也应该看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一主因。在留美高潮的到来之前,民间和官方已通过各种途径重开派遣留美学生之路,这为留美高潮的到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庚款留学开始后,晚清政府所组织的三次留美学生选拔考试,亦反映出近代中国转型的基本情形。就总体而论,留美高潮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密切关联的。

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思维进路——从法治秩序到法治文化

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传统性与现代性在价值领域持续对立冲突,而这种价值冲突也传递至社会制度领域,造成了现代性制度完整性的缺失与功能的弱化。社会制度定位摇摆与功能弱化,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社会构架的畸形发展,群体性事件由此产生。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法治秩序,而确保法治秩序有效性的思想、价值前提就在于法治文化的弘扬。弘扬法治文化为现代性价值的凝聚与成长创造了可能,也决定了法治秩序的自然生成,从而为法治秩序提供内在的价值支撑,进而实现法治秩序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

20世纪中国三大社会思潮及其当代转型

作为现代性理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本来有其共通的思想原型,此即关于"平等"的观念。但在20世纪思想史上,这种共同的思想原型却发生了"分裂":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它被解释为"个人自由";在社会主义者那里,它等同于"社会正义"或"社会公平";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里,它就是兼顾"自由"与"公正"。其实,任何社会思想作为社会乌托邦都可以区分出其思想的"意义"与"涵义",就此点说,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皆可以作为建构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的思想资源。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建构应当是:以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秩序安排与社会实践原理,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终极信念作为思想导航与制约原则,并且在现实的社会行动与社会政策中,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调节原理。这样三者并进,相互补充,相互为用,不失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好的一种思想整合思路与社会行动整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