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极结构到多元结构——中国转型经济学的基本范式

中国第一次被动型工业化和外生型城市化形成了无主权状况下畸形的“两极结构” ,建国后第二次赶超型工业化和限制型城市化则形成了有主权状况下倾斜的“两极结构”。“两极结构”已成为中国转型前的历史结构 ,为了突破“两极结构”的束缚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开始构建“多元结构”。“多元结构”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现实结构。

中国转型经济下的企业行为

对中国转型经济下的企业行为研究已经成为管理研究的新热点。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及转型的制度情境,对于检验和发展西方管理理论,构造中国的、以至世界的一般管理理论提供了大型的天然实验室。这两个视角也成为了学者研究中国转型经济下企业行为的主要切入点。"家庭导向","权威"和"关系"是儒家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三大重要特征,这三方面也是中国管理学文化研究主要针对的研究问题。制度视角的研究使用了更大范围的变量来解释转型经济的企业行为,具体可以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类。文章简要的梳理了文化和制度领域对转型经济企业行为研究的一些主要文献,并指出了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方向。未来我们研究中国的问题,更要做到"行动本土化,思维全球化"。

探究近代中国商人资本的新视角——《商人资本与近代中国经济转型》评介

在近代中西方传统自然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商人资本的流动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6-18世纪西欧商人资本的国际流动,推动了西欧经济重心的北移,加速了西欧内部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形成。无独有偶,19世纪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同样出现了商人资本集中流向某一中心区域的显著现象。商人资本的这种区间流动,可谓与近代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然而,围绕近代中国商人资本区域间流动专门展开的主题研究,以及针对中西方商人资本之间比较研究,却相对不足。

在中国经济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得不说的往事

作为一名多次为跨国公司与中国国有企业谈判合资项目的律师,我无意中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专家。1997年,我被委任领导一个特别工作组,为全国性改革方案绘制蓝图。在诸多地域中,试验从安徽省开始。这不足为奇,安徽省早在20年前便吹起市场化改革的春风。

基于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经济转型影响的研究

近年以来,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数之不尽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拥有国际货币币种的国家来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币种在世界上的威信,还拉低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就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一直都未停下发展的步伐,同时还能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人民币在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威信。基于此以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为主要研究背景,本文以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经济转型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分析,以期通过本文的相关论述,能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转型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创业战略决策的冒险性特征

在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的创业战略决策有其显著的特征。本文提出6个命题,认为在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过程中,企业的经营环境中包含诸多激励公司创业、创新因素:并且,相对于西方规范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企业而言,在目前中国的转型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的创业战略决策和行为具有更强的冒险性倾向。笔者认为,中国企业创业战略决策的冒险性特征是转型经济环境提供的外部诱因与企业"做大做强"的内在愿望双重激励的必然结果。

制度变迁、有效需求、环境保护与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为了满足一定增量需求而利用资源创造供给的过程。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主要注重于资本、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的运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结构比例关系的匹配,舍弃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量因素,如制度变量、需求变量、环境变量等。在分析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局限性基础上,引入制度、需求、环境等变量,构建新型生产函数,可为解释转轨期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演化博弈思想的制度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研究的新视角

演化博弈思想的制度分析为中国经济转型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演化博弈思想的制度分析,即用演化博弈的思想解释和理解制度:制度如何生成,如何演化至今,以动态的视角研究制度的产生和存续以及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财政制度变迁逻辑及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同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双重转型。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构成中国财政制度变迁最重要的制度环境。笔者将财政制度变迁置于中国经济转型这个制度环境下进行研究,沿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路径,分析财政制度变迁的背景和内容、绩效和问题,揭示财政制度变迁和中国经济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总结财政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并根据变迁逻辑对未来财政制度改革的重点和方向进行分析和展望,指出下一步财政制度改革要从具体的技术制度层面以及价值层面去构建一个由规范财政收入一翼的现代税收制度、规范财政支出一翼的现代预算制度以及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所组成的现代财政制度,并要实现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到匹配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变。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寻租活动与经济增长研究

将寻租活动引入MRW模型,构建了扩展的空间MRW收敛模型,采用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定量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中寻租活动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空间外溢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寻租活动对经济增长总的直接效应为正,而且寻租活动在省域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性,以及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动态收敛性和时间—空间上的"路径依赖"性。

中国经济转型对全球贸易增长的影响

按照IMP统计，2015年全球贸易名义值同比下降了10．5％，由于近年来全球贸易额快速下降很大程度上受到全球原油价格显著下调和美元升值影响，全球贸易增长是否进入持续衰退，应该以全球贸易实际数量增长变化来进行评判。按照实际贸易量来测算，这一轮全球贸易增长衰退应该起始于2011年年底。

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策略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观念的更新，旅游业作为朝阳产业，在一国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国民经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在经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次转型后，由生产大国转向消费大国的第二次转型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现实选择。笔者通过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环境和态势进行分析，针对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存在的问题，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从而为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借鉴。

经济转型理论比较:中国经济转型战略的合理性

对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转型理论作出比较,既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又研究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的合理性作出探讨。

慢增长、慢消费、慢生活——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之势

改革开放以来，在增速30％以上高投资、30％～40％以上高进出口的拉动下，我国经济以超过9％的速度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三大消费国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大国。其中，2003年～2007年的经济增速超过10％，2008年、2009年遭遇金融危机，但增速仍超9％，2012年才调减为7．5%，但仍远高出3％的国际GDP增速。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土地问题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突出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农业的产业化四个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土地用途、土地运用方式和农民身份均发生了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总体稳定,经历了从长期不变到长久不变的转向。将"开放性契约理论"运用到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分析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工业经济时代的土地集中具有与农业经济时代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效应。即使土地流转和集中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也是总体发展趋势合理、社会进步巨大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不应该成为否认土地流转和适度集中的理由。

“李克强经济学”带领中国经济 转型闯关

人们期待着"李克强经济学"将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上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之路。诚如李克强本人所言,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李克强的改革魄力也唤起了人们对朱镕基时代的记忆。李克强和朱镕基一样,都接手了一个过度投资的经济体,都处于一个矛盾和利益冲突极其尖锐和复杂的转型期,并且,现在看来,他们都准备以短期的改革阵痛换取更长期的、平衡的、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经济转型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党的十九大和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个非常重要的论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怎样理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什么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下面结合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谈一些体会。

误读与回应: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全球范围内以西方转型经济学为指导的经济转型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同时,西方转型经济学还完全忽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并"误读"了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目标、方式和绩效。相较于西方转型经济学狭窄的历史视野和单一的研究对象,马克思经济转型思想视野宽广、结构清晰、条件明确。马克思经济转型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其理论内核、基本类型和转型条件三个部分。马克思经济转型思想为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依据,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各个层面在最终收敛于以工业化为发展目标的阶段,同时又保留了公有制的规定,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创新

中国要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高强度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