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

中国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南北地域跨度大、时间积累长、内容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隋唐以前,运河河道里程短,连续通航的时间短,运河流经的地区没有形成区别于周围文化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形态。隋唐至元代,运河河道走向稳定,里程延长,运河开挖、维护、通航、管理技术明显提高。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由运河交通带来的异地文化与本土源文化的融汇碰撞,使运河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产生了文化上的差异,运河区域文化由此形成。明清时期,京杭运河走向规划合理,水量相对充足,疏浚培护及时,管理制度完善,四五百年间,河道稳定,持续畅通,在它所流经和辐射的地区,不仅形成了前后传承的与其他区域明显不同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而且漕运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区域内外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人口的迁移流动等等,更使这个区域逐渐融汇积累了丰厚的精神文化。绚烂多彩的京杭运河文化进入了空前兴盛的阶段。

《中国运河开发史》概论

"运河"一词,北宋时著的《新唐书.五行志》已经见及,但古代很少作为专名的地名使用。灌溉运河与农业同时产生,中国早期的运河开发,以东南而论,早在河姆渡和跨湖桥时期就已经开始。先秦时期,亦有多条史书可考的运河。中国运河开发史源远流长,但以"以人为本"为准则来看,历史教训亦深刻。元朝时开发的大运河最后一段——会通河,开通后难以发挥作用,是显著的一例。

中国运河文化及其特点

中国运河文化自隋唐以后形成,明清时期进入空前兴盛的阶段。运河河道及其独特的工程设施、城镇网络、河政管理机制、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商业发展等方面的特点及运河区域人们的心理意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趋同,是中国运河区域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开放性与凝聚性的统一,流动性与稳定性的统一,多样性与一体性的统一,是中国运河文化的突出特点。

中国运河文献资料的分类整理

中国运河历史文献资料十分丰富,现存与运河相关的专门著作有上百种之多,史书、方志、政书、类书、档案、笔记、文集、小说、民间文献、外国文献中,也存有大量的运河及区域文化资料。认真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些资料,对运河学术研究及其运河历史现实作用的认知均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运河史研究综述

中国的运河以其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内涵丰富著称,运河的研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试图对近几十年来的运河史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从经济、文化等方面略作介绍和评述,并试图找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探索该研究领域今后发展的新方向。

我国传统文化的长廊——大运河——读《中国运河文化史》

关于中国运河史的各类著作，已不下十多种，其中篇幅最大者首推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安作璋先生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此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学术价值很高的一部运河文化史学术专著。笔者阅读以后，有如下几点体会： 首先此书告诉人们，中国的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

实用的运河与漕运研究信史——评张强教授《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

张强教授的《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是相关领域具有开创性的通史性研究巨著,特色鲜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信史。其学术价值在于,它是学界第一部将运河与漕运联系起来研究的巨著,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世界上工程最多的人工运河--《中国运河志·河道工程与管理卷》介绍

2012年,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启动了《中国运河志》编纂工程,百余位专家历时8年,完成了9卷11册1400万字的《中国运河志》编纂工作。其中,《中国运河志·河道工程与管理》分卷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编纂,共13章49节。按河段介绍了大运河河道变迁、水利工程类型及管理等方面内容,可为各界学者研究大运河以及传承保护利用大运河文化提供参考。

浅论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在中国运河申遗中的助推作用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整体申遗'已得到高度认同和支持,国家文物局以及各地政府正加快进度,推进申遗工作的进展。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是国内申遗工作成效的代表,在运河和漕运资料的保护上以及运河文化的宣传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进行了简略介绍,对博物馆在申遗工作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应成为申遗工作的带头者、统筹者和先行者的建议。

大运河名称溯源与中国大运河国际话语体系

近年来流行一种说法,“大运河”之名源于1958年淮阴生产的“大运河”牌香烟。这是没有根据的,大运河名称由来已久,多指元代以来形成的京杭大运河。最早称呼“大运河”的是欧美人,几百年来西方人用伟大、雄伟壮丽称呼长城和大运河。我国多称“运河”,晚清民国也开始称呼“大运河”,同时继续称“运河”,也偶尔称“中国大运河”。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中国大运河”作为遗产名称写入申遗文本,赋予其新的含义。万里长城或长城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名称,西方话语强调了伟大防御功能,翻译则入乡随俗,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名称,体现其线形长度特征。运河是中国古代文献通称,受西方影响,近代以后“大运河”名称渐为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接受并采用,现在已经成为最常用的名称。直译“大运河”凸显了大运河的博大精深:国家工程、庞大的水运体系和举世无双的体量。

申遗历程和政策引领视角下中国大运河研究演进脉络与特征

中国大运河是新时代宣传国家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对明晰中国大运河的研究特色、构建新时代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梳理,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剖析了中国大运河在申遗前期(1992—2005年)、申遗时期(2006—2014年)和后申遗时期(2015—2023年)3个阶段的研究演进脉络;同时,依据新时代中国大运河发展的政策指引,分析7大主要领域的研究特征,并进一步剖析中国大运河研究的尺度特征与方法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大运河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适应性与政策导向性,文献发文量与关注热度随着政策发展与申遗工作推进呈持续增长态势;2)中国大运河研究顺应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政策导向,形成以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为基石、生态环境修复与河道治理提升为保障、文旅融合和城乡区域协调为抓手、文化带和文化公园为载体的7大领域齐头并进的研究特征;3)中国大运河“三阶段七领域”在行政尺度与流域尺度上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尺度差异性;4)中国大运河研究方法总体上以定性分析为主,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在“三阶段七领域”上呈现明显差异性。最后,从立足国家战略和中国情境的学理探索、理论方法集成与范式创新、统筹协调合作联动机制、遗产话语体系确立与国家形象传播等4个方面展望中国大运河未来研究。

演化视角下大运河遗产旅游利用的路径与机制——以中国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为例

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是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点任务,优化和创新遗产资源的旅游利用则是关键突破口。基于此,文章以中国大运河江浙段沿线13座城市为研究区域,以2010—2023年的政策文本为主要数据源,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和修正后的“起点-动力”假说,系统探究了大运河遗产旅游利用的演化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利用路径体系由基于“文旅融合特点-遗产特点-地方特点”3个维度构成,与学术研究中的“旅游化-遗产化-全球地方化”形成逻辑共鸣;2)旅游利用路径的演进逻辑存在明显异质性,且在演化方向上出现了路径分异,表现为高赋存城市进入了路径创造,低赋存城市更易陷入路径依赖,但其中的绍兴和湖州实现了路径创造;3)演化机制上,遗产赋存构成了旅游利用的“起点”因素,城河空间关系、文旅融合发展能力、政府支持和市场需求是“动力”因素,申遗成功是外部冲击。“起点”对路径分异具有核心作用,并通过与“动力”的互补效应使得高赋存城市更有可能进入路径创造。“动力”具有能动性,不同“动力”间的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强化了高赋存城市的路径延续,并解释了低赋存城市实现路径创造的原因。申遗成功事件则通过调节作用促进了旅游利用的路径创造。

如何激发新建博物馆的可持续生命力——来自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实践探索

我国众多国有博物馆尤其是新建博物馆,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如何激发新建博物馆的生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新建博物馆可以通过构建展览体系与藏品体系、优化开放服务以及打造品牌形象,迅速提升品牌价值,并以此为依托,激发自身的可持续生命力,获得公众的认可与喜爱。2021年建成开放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新建博物馆代表之一,开拓了独特的品牌建设创新路径,后续将进一步完善学术机构、合作平台,强化人才培养、创新思维,不断探索新建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经验做法。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藏金龙四大王相关文物赏析

金龙四大王崇拜是明清时期重要的运河流域水神信仰,因其具有保佑漕运、解灾消难的职能,彼时庙宇遍布大运河南北,甚至中西部等远离运河的地区都有其香火。文章从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收藏的7件与金龙四大王有关的文物实物角度出发,具象化地展现这一运河流域的特色水神信仰,对传承和弘扬运河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馆藏清代玉器赏析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是集运河文物收藏、展示、研究、教育于一体的专题性博物馆,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展现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和艺术。馆内收藏的清代玉器,以陈设、生活和装饰用玉为主。各种玉器玉质优良,雕琢细腻,造型丰富,力求雅致,纹饰题材富有吉祥喜庆之意。充分体现了运河为沿岸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四位一体”理念下博物馆景观的地域化表达——以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景观设计为例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一个重大标志性建设项目。在张锦秋院士的主持下,设计团队深度参与了博物馆的选址、设计和建造全过程。依托实践,文章提出“四位一体”理念,即建筑理念延续、场地特征塑造、主题文化彰显、地域文脉传承。同时,系统化探索了博物馆景观的地域化表达方法。

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中国运河志·通运》编撰体会

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序中说:"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应该说,通过长达八年的《中国运河志》修纂经历,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2013年5月6日,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胡久良主任和一直负责《中国长城志》的李纯主任找到我,向我介绍《中国运河志》的编写情况,并希望由我来主持其中的"漕运航运卷"(后来改为"通运卷")。当天下午,胡久良主任通过电子邮件寄给我一份《中国运河志项目进展情况》,让我对这个项目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其实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运河志》的相关信息。

大运河的感召——《中国运河志·河道工程与管理》编撰回顾

中国大运河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是中国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承载着中国2500余年运河文化的历史变迁,造就了中国中东部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大运河文化。1935年,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中国地图上画出了一条自东北至西南的人口密度分布突变线,国际命名为"胡焕庸线"。该线以东国土占43.71%,人口占了94.39%,该线以西国土占56.29%,人口却只占5.61%。

中国大运河江苏段的历史演变及其深远影响

江苏是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地。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引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后世中国大运河的滥觞。而江南运河开凿的历史则更早,始于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开凿的沟通太湖和长江的古吴水。隋大业年间,拓宽浚深江苏省内联系江淮的山阳渎(今里运河),开通济渠连接洛、黄、汴、泗诸水汇至江苏境内的淮河,拓宽浚深江苏和浙江省内的江南运河以达杭州,同时由洛阳附近凿永济渠通卫河,经临清转今天津,形成隋唐大运河。今中国大运河河道总长度约2700公里,京杭大运河1794公里,江苏段大运河总计达到690公里。随着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加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中国大运河迎来了新的春天,无论是其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结合等,都引起国家与社会对大运河的再次瞩目,古老的大运河又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大运河江苏段的历史文化影响则尤其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