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主体性与全球化的双重视野看中国近代外交转型

中国近代外交转型并非完全是被动的,主导性力量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它追求的是现代性而非西方化,并具有超出本土的全球意义。但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却存有认识偏差,如不从理论上予以澄清,不惟难以看清这一转型原本具有的积极意义,也会影响到中国外交研究必备的主体意识。

试析1842-1860年间清政府外交的性质——兼论“半殖民地”概念在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中的局限性

通常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便开始沦入半殖民地化过程。但这种观点忽视了因西方国家影响引起的变化在中国社会整体中所占的较小比例,也忽视了西方国家现实影响力和潜在影响力的区分。事实上,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中国,继续维持着独立国家的地位。至于用“半殖民地”概念来界定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这一研究路径在近代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着很多弊端。

一战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及其对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战后的国际格局和文明发展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为期四年连绵起伏的大战期间,中国对于德国的态度从最初的中立到后期的绝交乃至最后宣战,原因错综复杂,不仅深受两大军事集团的影响,而且也与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开始反思国家外交,试图寻求崛起之路和国际认同、摆脱以往西方列强施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积极努力有关。战争后期,中德经贸和在德华人的生存均受到了很大冲击。但中国外交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屈辱维和走向以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至上的"结盟外交"和"民族主义外交",同时兼顾"民意外交"和"侨务外交"。战后中国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国之一,并通过与德国签订单独媾和协议,开启了近代中外平等互利外交之先河。

中国近代外交难以抹去屈辱烙印

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沦为半殖民地,在对外交往中自然难以抹去屈辱烙印,也不可能通过所谓“外交近代化”摆脱困境。近年来,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领域出现一种割裂外交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就外交谈外交的现象。部分研究者仅从外交机构、法律条文及某些孤立案例来考察中国近代外交,将英美等国对所谓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肯定”和“赞赏”,视作中国近代外交的“成就”。

奕訢与中国近代外交

提起中国近代外交,人们往往议论最多的是李鸿章,并将其“外须和戎”称为洋务派总的外交路线。其实正如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评论的那样:自从中国向西方开放以后,真正奠定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是奕訢,而不是李鸿章。

晚清客家籍外交官群体与近代中国外交体制转型

近代以降,在中国外交领域曾经活跃一群客家人,他们中有何如璋、黄遵宪等因仕途而出使,有张弼士、张煜南等商而优则士,也有刁作谦、李骏等留学归国参与选拔而入外交界的。在中国传统朝贡体系外交转向近代外交体系过程中,晚清幕府制度的存在、士人和商人间的血缘、地缘、学缘关系网络等因素,促成客家籍外交官群体逐渐形成,他们的出现自觉、不自觉地促进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转型。

关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思考

从世界体系思想来看,所有非内生型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融入"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就叫"近代化"。受近代史与近代化研究的影响,中国学界对"外交近代化"进程的存在及其概念与内涵等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争议状态。本文认为,"中国外交近代化"就是特指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化时期,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以国际法观念为主导的近代西欧"条约体系"转型的过程。它介于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和政治学之间。"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完成于1943年的开罗会议。受近代国际体系的制约,制度性的不平等是其本质特性。

蒋廷黻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蒋廷黻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是其在中国近代外交史领域的重要贡献之一.具体而言,蒋廷黻基于对外交史料的重视,推动了近代中日关系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把握与引领学术前沿,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著作进行学术评介;探索以朝鲜问题和东北问题为核心议题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学术化书写,强调“近代化”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并从东亚变局出发阐释甲午战争划时代的影响.蒋廷黻从近代中日关系史和两国历史对比出发,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必败命运,并提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战略.

论奕訢的外交思想

奕对近代外交做过一些开创性的实绩 ,但他的意识却未能突破古代“夷夏大防” ,以及在“战抚”之间、“臣夷”与“羁縻”之间选择的思想体系。他的行为与思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是中国近代外交的不自觉的开创者。

试论洋务运动时期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与和平外交策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实地考察西方文化和理性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家。他秉持超越传统的爱国经世和思想开放的价值观,形成了理性的中西文化观和务实的和平外交策。他的思想和主张对近代中国人走出"天朝"迷梦,面向世界近代化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和启蒙价值。

两个世界的碰撞——蒲安臣使团与近代中国外交的发端

康熙十七年(1678),清政府下令海禁,此后,清政府绝大部分时间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始终以“泱泱大国”自居,维系着“天朝大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华夷体系,与这一体系之外的欧洲等其它国家,根本没有外交可言。然而,鸦片战争后,华夷体系受到挑战,清政府被迫以“平等”的关系发展与“有约国”间的关系。1868年2月,清政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以美国离任的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首组成,开始走出国门,出使与清政府有条约关系的国家。7月28日,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由西华德起草的《蒲安臣条约》。本丈通过对蒲安臣出使各国所采用的礼仪以及条约的内容进行分析,还原其在近代外交中所扮演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中的角色,力求给其以客观的历史地位和评价。

反抗帝国主义的另一条道路——论蒋廷黻的琦善研究

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以中外档案为依据,填补了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空白,并且成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标准。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即便在今天的研究水平下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时人对他做翻案文章的理解与他的真实意图存在着差距。他的目的在于为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即运用外交手段求得和平,以现代化的方法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

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

中国茶叶流入欧洲,荷兰、英国开风气之先。中国近代外交官薛福成在《出使英德义比日记》中有载:“中国茶之到欧洲,始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荷兰之东印度公司携带少许,以供玩好。国朝顺治八年(1651),荷兰始载茶至欧洲发售。越十年,茶市益行,英京始立茶税之律。当时甚为珍贵,馈送王公不过一二磅而已。”俄国人用茶,略晚于荷兰。万历四十四年,歌萨克什长彼得罗夫才在卡尔梅克(俄国文献中对我国卫拉特蒙古人地区的称谓)初尝茶味,并对这种“无以名状的叶子”表示惊异,崇祯十三年(1640),俄使瓦西里·斯达尔科夫从卡尔梅克返国,带回茶叶二百袋(约240公斤)

蒲安臣与“合作”政策

19世纪60年代,美、英、法、俄四国为维护和扩大其各自在华利益,采取了对华问题上的彼此协商的"合作"政策——支持清政府、维护列强在华特权、保持各国对华共管的局面。蒲安臣在将"合作"由想法变成现实政策中发挥了"助产士"的重要作用,且将"合作"政策倡导、推行开来,成为西方国家对华的一致政策。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必将使西方各国在争夺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激化,所以"合作"政策是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

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改约

曾纪泽是光绪朝驻英法使臣。一八八○年,在崇厚赴俄订约失败以后,被清政府任命为兼任驻俄公使、钦差大臣,前往俄国重开谈判。在交涉伊犁事务过程中,曾纪泽表现了忠贞的民族气节和精明的外交才能,运用巧妙的斗争艺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研究曾纪泽赴俄改约问题,有益于总结中国近代外交的经验教训。

简论郭嵩焘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

本文以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为中心,探讨了郭嵩焘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观察与思考,指出郭嵩焘的政治文化心态的开放性、进步性。通过对中西社会政治制度的比较,郭嵩焘对封建君主专制弊端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并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