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与嬗变——从李贽到周作人

"中国近代思维"一说由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提出,在其名著《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一书中,他将李贽的狱死视为中国近代思维遭受挫折的标志。与岛田相近,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许多现代知识分子,也展现出一种重提李贽、重估李贽思想价值的普遍倾向,而周作人在其中则显得尤为重要。在周作人的相关论述中,李贽由传统意义上的异端分子一变而为启蒙者、先觉者,这一表述既贴合了文化转型时期的特殊语境,又体现出周作人所独有的启蒙思考——他更倾向于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当中选取某些以往被忽视的成分与西方文化加以融合,以营构出一个人类共通的文化基础,所谓启蒙,即是对此文化基础的再发现。如果说在李贽身上曾臻于极致的"中国近代思维",因文化生态、内在矛盾等原因而遭遇挫折的话,那么,到了周作人这里,它终于开始走向成熟。

论岛田虔次的近世儒学建构与阳明学诠释---以《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为中心

岛田虔次在《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中,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相互影响出发,阐明了近世儒学由士大夫之学到庶民之学的发展脉络。他指出中国近世的根本精神在于,站在确信人的能动性的立场上的自我扩充的热情以及与之互为表里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合理主义,而在阳明学关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强调中已经蕴含着肯定现成良知和欲望的趋势。在他看来,从王守仁存理去欲的道德主义、到泰州学派人欲即天理的自然主义、再到李贽将欲望才能置于道德根基上的功利主义的展开,几乎都可以看到欧洲的近代精神,但最终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而遭受挫折。岛田结合内在理路的梳理与身心体认的研究方法,通过中西文化观念的比较,阐发了阳明学的近代意义,同时表达了反对以西方或日本的立场来评判中国思想的态度。

日本战后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的滥觞

战后日本学者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明显区别于战前的某些特质,这些特质大多在岛田虔次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当中有所呈现,岛田基于此作的中国研究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战后日本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奠定了一种基调。自岛田起,以广义层面的阳明学作为切入点,进而探讨中国思想的近代性问题,成为日本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术范式,尤其是其对中国思想史研究视角做出的转变,以及基于新视角对中国"近代思维"的探索为战后日本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试图对岛田"挫折"论的思考理路及其对后世相关学者的影响进行细致的考察与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