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当代价值研究

文章主要探讨新媒体对中国近代文化史传播、教育创新、思想价值重审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的深远影响。文章从多个维度分析新媒体新技术如何拓展近代文化史的传播渠道、丰富传播形式、改变受众行为,并重塑文化史的价值和教育模式。研究指出,新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等为近代文化史的传播提供了广泛且精准的渠道,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限制,拓展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虚拟现实、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推动了传播形式创新,使历史事件与文化现象更具直观性和互动性。受众行为的转变也成为研究重点。新媒体环境下,受众不仅能主动搜索与筛选内容,还能通过社交平台参与讨论和交流,进一步推动文化史的广泛传播与深化理解。文章探讨新媒体如何在中西文化交融、大众文化发展、思想文化传承等方面促进近代文化史的价值重塑,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与市场化背景下,文化产业的商业化和全球传播的趋势愈加显著。文章分析新媒体在近代文化史教育中的创新应用,尤其是在教学资源供给、教学形式和互动交流方面的变革。研究结果表明,新媒体不仅赋能文化史教育创新,还激发了人们对近代文化史精神的再认识和传承。文章旨在为理解新媒体如何影响文化传播、教育与产业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之检讨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在学科建设、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也暴露出理论讨论不足等问题。分阶段看,1980年代比较重视学科建设,通过创建专门性研究机构、编纂丛书、召开会议等形式,奠定了学科基础;1990年代,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学科建设的速度明显放缓;21世纪前20年,文化史研究蓬勃发展,但整体性研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40多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所涉问题相当广泛,其中关于改良与革命、激进与保守的关系问题以及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探讨较具代表性。从学科理论看,如何深化文化史与唯物史观关系的研究,如何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提出本土问题,以及重新理解文化、文化史及其与其他专史关系的研究,均有待加强。

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11月3日至9日在郑州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河南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这是建国以来举行的第一次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省委理论领导小组组长刘正威同志会见了部分专家,省委理论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社联主席张树德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向来自各地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与任务的建议

史学领域中一门久遭冷漠的学科——中国近代文化史,正日益受到人们愈来愈多的重视。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的着手编辑,建国以来首次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是这门学科即将日趋繁荣的点滴讯号。 在这种十分喜人的形势下,进一步明确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更具有了紧迫的意义。

清末民初的翻译与中国近代文化构建

中国近代文化在冲决封建旧文化的网络中构建、发展新文化。其构建形式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发展和对西方文化的译介、借鉴和接受,它涉及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建设两大层面。清末民初指甲午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前这一历史时期,中国适逢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处在民族存亡、保国存种的严重时期。特殊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决定了清末民初的翻译必将肩负着构建中国近代文化的厚重历史使命。译者面对民族存亡择书而译,求救国﹑图自强﹑谋复兴,大力传播西方文化,为近代中国文化创造了新的文本存在形式,增添新思想、新内容,开拓新方法、新境界,极大拓展了近代中国人民的生活视野、艺术视野、文学视野、学术视野和政治视野,构建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

简论中国近代文化与近代革命

沉寂多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近年来又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历史和现实是息息相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许多重大课题,都是应时代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被提出来的。而这种课题一经提出,又往往是甚至必然是众说纷纭,各陈所见。一些一时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实践所解决了;有的则要留待后人继续探索;

中国近代文化史公选课教学改革的思考

"中国近代文化史"课程是进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其教学改革应适应大学生"宽口径,厚基础"的素质教育的需求,在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评价机制方面探索一条适合公选课要求的教学改革之路,以满足学生知识体系结构、个性发展及增强综合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需要。

中国近代文化的哲学解读

中华文明是在"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以血缘为中心而形成的多层次的金字塔形的封闭结构。这种心理和政治上的封闭,同时又由于地理环境的局限而强化为独具特色的传统。当然,这一传统也必然随着交通工具、通信方式、图书出版的日益革新对地理上封闭格局的不断冲击而渐次疏离。中国近百年学术正是在封闭的地理格局被彻底打破之后,于社会政治全面转型中发生巨变的。中国近代学术在中西古今文化的比较选择中对文化趋同做出假设与实践,集中表现为兼容中西、博通今古、因革损益、内在转化、外向发展,自多元而趋于世界性整合。

中国近代文化史与中外文化交流

文化史的研究非常重要,记得我们的老师翦伯赞先生曾经说过:“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他还告诫我们:“不要把历史写成一个无灵魂、无生命的东西。”可是,现在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学,大多主要讲政治史、阶级斗争史。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境--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9年11月1日至3日,第四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参会学者围绕中国近代文化史中若干宏观性、前瞻性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研讨,在理论方法的探索上贡献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表现出如下特点:显示了直面历史重大问题的自觉意识和学术能力,反映了力图从宏观层面深刻把握近代文化的新趋向;表现了较强的理论反思和探索意识,彰显了近代文化研究进入深耕阶段后的一种适时且必要的总结反思;普遍注重将朴素的实证研究和深入的文化阐释相结合,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文化史学科长于综合的特性。

中国近代文化史琐语

三十多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极其薄弱,几乎是一张白纸,即使是属于文化史领域的一些专史,也是风毛麟角。这种状况,确实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具有光辉的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有着优秀文化历史传统的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严复与张元济

在教育、语言文字及民族文化诸问题上,严复与张元济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见解。这些分歧典型地反映了近代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差异,昭示出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进程中两种不同的精神方向。

曾国藩和中国近代文化

一曾国藩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而不对曾国藩的文化观进行较全面和较具体的探索,有许多问题难以说清楚。现提出个人一些看法。曾国藩是我国近代集封建文化之大成的人物。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就其占统治地位的部分说,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有为封建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的义理之学,有研究封建社会的实际问题的经济之学。

严译《天演论》与中国近代文化

严复,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代表之一。他于一八九五年根据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述的《天演论》,是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趋深化的产物;严复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翻译了《天演论》,而更重要的则是他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重新“改做”了《天演论》;严译《天演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有着深远的影响,占着重要的地位。严复对赫氏原著的“改做”,除了不取直译而为意译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他所加的“按语”的形式表现的。以一九八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严译《天演论》本为例。

严译《天演论》与中国近代文化

严复,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代表之一.他于一八九五年译述的《天演论》是甲午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趋深化的产物;严复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翻译了《天演论》,而更重要的则是他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重新"改做"了《天演论》;严译《天演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占着重要的地位.

谈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文化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交叉综合的独立学科。学术界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一直很薄弱。这种状况直到1983年才有所改变。这年5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历史学科“六五”规划会议上,一些同志对推动和加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成为开展这一研究的新起点。之后,有关方面陆续编撰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举办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并招收了一批研究生,等等。这些表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学习中国近代文化史,或者说学习文化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化?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是什么? 较早提出文化的定义并产生颇大影响的,是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学者泰勒(E·B·

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孙中山先生

中国近代文化史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冲击最激烈、变化最快速的一个阶段．孙中山生逢衰乱骤变之世．他是如何感受到自己文化的危机，以及外来文化气势汹汹的冲击？他的响应态度与策略怎样？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发展意义如何？对20世纪中叶，国家分裂之后的文化发展，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我想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纪念魏源逝世130周年 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湖南省社联、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魏源全集》编委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系等单位共同发起并筹办,“纪念魏源逝世130周年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12月18日至23日在长沙举行。来自京、沪和全国七省的专家学者共30多人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提交论文40多篇,并就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兹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论晚清风尚文化与中国近代文化产业:以符号消费为理论视角

以符号消费为理论视角来看,晚清风尚文化包括现代媒介、服装设计、娱乐文化与新式餐饮等几个部分,它们以不同的形式介入、标志中国近代文化产业,并服务、丰富其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晚清风尚文化为中国近代文化产业注入了现代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对晚清风尚文化与中国近代文化产业关系的反思,有助于拓宽对当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等新问题的研究思路。

浅议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近代西方侵略者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华民族的文化面临危机。文章总结了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中国近代文化所呈现的特点,并就这几个特点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