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与西方激励制度比较

山西票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奇迹,它曾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票号“汇通天下”。它的辉煌业绩显然是与以“身股制”为核心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密不可分的。通过对比现代西方激励制度,特别在爆发安然、世通等经理层舞弊案的背后,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固然重要,但中国五千年的丰富遗产更是值得我们探寻的宝藏。 山西票号诞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是山西商人经营以汇兑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从山西票号的产权主体和形式分析,它只具备现代股份制的雏形。但它许多开创性的激励制度在今天仍令我们叹为观止。本文将其与西方的激励制度作一对比,以期得到有用的启示。

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相关业务为例

20世纪20年代末期,资金短缺使得中国农村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有鉴于此,1932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试办通过信用合作社向农村提供贷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档案材料显示,该行制定的信用合作社规章中,包含信用合作社内部的监督机制,以及银行对信用合作社的约束机制,这为银行规避了农村贷款的风险。虽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信用合作社向农村贷款的时间不长,但取得了值得肯定的业绩。这项实践所带来的启示是:在农村金融体系欠缺的情况下,培育信用共同体是推动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村配置资金的策略之一;农村金融服务应切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农村金融制度改进是持续性的,不仅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也离不开经济、制度环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