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陈列》四十年

本文通过对《中国通史陈列》及其三次大修改的回顾,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反思。认为《中国通史陈列》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按社会经济形态分期,以中国历史为内容,以文物为佐证,以辅助展品为必要手段,展示中国自远古迄清朝的历史概貌,是以教育为目的的历史陈列。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通史陈列”范式的生成

通史陈列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历史类陈列的主要类型,其诞生可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的塑造。“中国通史陈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代表的通史路径在博物馆领域产生影响的典型案例。这一案例的发生既是特定时代情境下的产物,同时也集中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新式通史编纂累积的智识传统。“中国通史陈列”所形成的通史展览范式及其背后的思维架构,以及由此生发的学术议题,至今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博物馆实践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北京图书馆甲骨拨交、借展中国历史博物馆史事钩沉

20世纪50年代,为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建设和其“中国通史陈列”展陈等需要,北京图书馆先后于1951年借展甲骨5块,1959年拨交甲骨129块、借展甲骨22块,并提供人力支援传拓和编目。1959年的拨交和借展目录历经多次沟通和调整,所借甲骨后于1965年归还北京图书馆。拨交和借展经过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图书馆较早地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设,并在保证文物安全和馆藏文物完整性基础上,在上级的协调下,积极支持兄弟单位建设的史实。

国博造就了我的成长

习近平主席说:“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对此我深有体会,极为认同。1959年7月我高中毕业,服从工作需要和校领导的安排,放弃高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做了一名讲解员。讲解员是一个很平凡的岗位,连“八大员”都排不上,然而由于我置身于处处皆学问的博物馆之中,经过组织的培养,工作的历练,成长为研究馆员,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还让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学到了许多书本和课堂上没有的知识。忆往昔,能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能讲解《中国通史陈列》,能天天踏上世界瞩目的天安门广场,这是一种无比的幸运和光荣,仅凭这一点,这一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