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解码与价值重估——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志异叙事

20世纪90年代,将奇异现象纳入文学书写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影响广泛。无论奇异的物象、人的异禀,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人间发生关联的鬼魂,它们通过对“天道”“义理”“因果”等中国文化隐形结构的文学性激活,建构起自足的世界。在以物观世的文化传统、天人合一的精神诉求、因果循环的历史观念以及虚妄世情的摹写等方面,90年代长篇小说体现出与传统叙事资源的深层次关联。同时,这一现象与传统文化勃兴的时代氛围、民间文化的深层滋养以及多元语境下文学的本体性回归有密切关联。从审美角度来看,志异叙事固然对扩展小说的表现领域大有裨益,但也提醒我们注意甄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警惕消费语境下“为奇异而奇异”的书写现象和对传统文化的狭隘性处理。只有深入发掘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学创作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十四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审视

中国十四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以施耐庵、罗贯中的《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代表,以章回体奇书结构的宏大时代史诗,使当时欧洲长篇小说为之逊色。

“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类型的演变

说到中国古代小说的演变,应该研究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小说与其它文体,特别是与戏曲的关系,但在这样一篇文章里不能涉及过多的论题,因此,本文只集中论述长篇小说的类型演变。一、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分类: 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题材和表现方法看,可以分为六大类,每大类中又可分为若干小类。

文学史观念的拓进与诉求——关于编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的几点思考

编年体现代长篇小说史是以编年的方式呈现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种体例范式,它应包括长篇小说创作生态史料、长篇小说创作发生学史料、长篇小说创作传播接受史料、长篇小说思想艺术评介、长篇小说装帧艺术呈现等内容。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为连结点,通过对上述几方面第一手资料的全面发掘及长篇小说思想艺术的客观评介,从长篇小说诗学的角度,遵循历史的、审美的、人性的、时代的审美眼光予以审读、辑录、研判,而非政治的、功利的、狭隘的眼光予以遮蔽、删改,可以构建一个足以返归现场的、符合现代长篇小说历史逻辑和秩序的、以深广度占优并以细节取胜的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全景图,也可能使之成为一部内容全面丰富,史料扎实可靠,叙述客观真实而又成一家之言的信史。

论中国古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之基本特征

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的四大基本特征:1.不同时期的演化;2.集体创作性;3.主要人物的基本一致性和故事情节的逐渐演化性;4.语言文化的特色。这是区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和个人创作的关键所在。

娜拉:沉沦与救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新女性的道路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新女性的道路问题,认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新女性首先是旧的价值观念的叛逆者,而叛逆之后,她们又不得不寻找新的价值支撑:有些在物欲和肉欲里迷失,在形而下的欲望狂欢里沉沦;有的抓住革命这个方舟,终于获得精神的救赎;有的则流浪在毫无遮蔽的价值荒原上,在沉沦与救赎的十字路口彷徨。

发展与深化——1930—1937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论

1930—1937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较前一时期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传递底层革命者的精神诉求,还是反映革命青年的浪漫与激情;无论是真实地再现底层民众的贫苦生活,还是剖析并揭露20世纪30年代社会的黑暗及乱象;无论是对人性的揭示与探索,还是在抗日爱国情绪的书写上,都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特别是表现人与社会的解放,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人与社会的各种不和谐矛盾的揭示与解决,是发展深化期的长篇小说最显著的变化。这也使其不仅成为记录中国30年代社会全景的历史镜像,也成为记录中国30年代社会巨变的晴雨表。一大批屹立于文学史的典型人物,是这个时代重要的收获。作家们锐意创新,开创新的文体范式,借鉴西方现代的艺术表现形式,并融创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艺术范式,也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镜。这使得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不再幼稚而走向深化,为继续发展的长篇小说奠定了基础。

长篇小说版本研究的一部力作——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读后

金宏宇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后边行文中简称<校评>),列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猫头鹰学术文丛>之一,2004年5月出版.作者撰写这部学位论文,是花费了心血和精力的,读后颇有所感,因作此短文加以介绍.

重构中国现代文学新图景的阅读期待——陈思广《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评介

陈思广论著《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从文本的审美维度出发,以整体考察或个案分析的方式全面剖析了数十部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接受史脉,理清了读者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再创造关系,勾勒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多元发展的丰富样态,为重构现代文学新图景提供了新的阅读期待。该著在翔实的资料占有基础上,重新辨识了许多文学史的常识之论,考辨得失,立论有据,持论中肯,不但全面总结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现状,而且再次重申"文学是人学"的朴素真理,弘扬了人文精神的旗帜。

《现代》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和接受

《现代》作为1932—1935年上海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在坚持"非同人"立场的同时,又总体向左倾斜,故不看好自由主义和右翼作家的长篇小说。在传播接受左翼文学创作时,《现代》的传播接受者们着眼于作品的题材意义、阶级立场和创作思想,放逐对小说艺术的构思、审美价值的探讨,显示了很强的现实功利性;对于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也以作者在文本中所展现出的立场、态度、方法作为评判的标准,以"阶级论"作为审视的标尺,认为作家的作品并不合乎时宜,接受呈现错位;对于民族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则演绎为文艺上的相互责难与攻讦,文本的政治视角被放大,主题与艺术价值被曲解,误读也就在所难免。这一传播接受生态反映出左翼接受者们在小说传播接受的过程中为争夺文学话语权所表现出的功利性与现实性,而非文学审美意义上的传播接受。

茅盾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理性、冷静、科学地剖析现实社会,全方位地展示时代社会风貌,是以《子夜》为代表的茅盾长篇小说创作的特色与精髓。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史诗性追求的长篇小说作者并非都有意识地师法茅盾,虽然笼统说存在一种“茅盾类型”未尝不可。“十七年”史诗类长篇小说与茅盾式长篇小说在精神实质上存在重要差异,除了个别作品外,它们与“茅盾传统”形似而神不似,甚至形亦不全似。新时期以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也不尽合“茅盾传统”的基本特征。当代长篇小说最接近茅盾写法的是姚雪垠的《李自成》和柯云路的“改革四部曲”。姚雪垠奉茅盾为师,柯云路却不曾明言受茅盾影响。“茅盾传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命运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导向与规约、时代现实语境及作家个人气质素养。“茅盾传统”的当代命运正是茅盾本人在中国当代文艺和文化界特殊地位与境遇的表征。

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幻灭意识及其文化根源

卢卡契在《小说理论》中指出,小说渊源于史诗的传统,但在精神特质上又绝不同于史诗,它“是产生于特定时代的史诗,在这个时代里,生活广阔的包罗万象的整体性已不复存在;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的内在意义已成为问题。然而这个时代仍然按照整体性的方式在思考。”在卢卡契看来,小说是“为神所弃的世界”的史诗。小说中英雄的心理是恶魔式的,小说的客观性在于一种业已成熟的人类的认知。

误读·认同·反省——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域外传播研究(1937-1952)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在1937-1952年间的域外传播接受呈现出不同的接受样态：欧美国家出于对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的认知和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关注需求,译介《骆驼祥子》及《八月的乡村》等长篇,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误读＂现象;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于相似的意识形态诉求,认同《子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等的社会意义与＂范本＂价值,其接受与传播评价体系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但也遮蔽了其他视阈生成的可能;战后日本对中国抗战小说的译介则具有＂文化反省＂的意义,《引力》《四世同堂》等抗战小说在日本的流传是战后日本人心态逆转在文学上的投影,由竹内好等发起的＂国民文学＂论争又使以《李家庄的变迁》为代表的＂人民文学＂进一步为日本读者所熟悉。这也是日本文学界重塑＂国民文学＂理念,寻找精神救赎之路的必然反应。

浅谈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草蛇灰线”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好看和耐看有很多原因。《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围城》等小说大量运用了“草蛇灰线”手法,体现了“草蛇灰线”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独特作用:接读人物上场,串连多件事情;使读者形成期待视野;暗示人物命运和事件发展方向。

也说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结构

明清时期 ,长篇小说创作达到高峰 ,对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结构的研究 ,大家辈出 ,见解纷呈。笔者认为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结构是一种圆形结构 。

“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

西方小说由诗发展而来，而中国小说极少用诗去写，但有以诗入小说的传统。诗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功能是发展多变的：《三国演义》的诗多用于评论；《水浒传》的诗多用于描写；《金瓶梅》中多用曲辞，多写市井生活；而《红楼梦》中的诗则起着结构小说的重要作用。以诗入小说，是中国小说的独特民族形式。

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演进的基本轨迹

长篇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个门类。但它的演进线索远不象短篇小说那样单纯、清晰。在品种、类型上,它分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等不同的流派、系统,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是单线独进而是多线并驱的。在艺术质量上,除世情小说外,其他流派、系统的作品都没有呈现出由低向高的发展趋势,而往往一个系统的最初的作品也就是它的顶峰。古代长篇小说创作史上的上述特点,给我们总结其艺术发展规律带来很大的困难。笔者认为:就长篇小说各个系统而言,虽然常有艺术质量的逆行、倒退现象,但若将长篇小说视作一个整体,则作为古代人民的精神产品之一,它理应体现出发展演进的规律。如果我们将审视的目光从各个系统转向长篇小说的整体,将各个时期各个系统的代表性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在一条纵轴上,化复线为单线,则很能显示出艺术方法的发展变化,而且其整体趋势是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本文就从这个角度抽绎出几个问题,探索古代长篇小说艺术演进的基本轨迹。

谈谈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诗

中国文学以诗入小说的现象可谓源远流长。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就有一些诗歌。在脍炙人口的“瑶池会”中,西王母与穆天子就以诗对答。一个说“将子无死,尚能复来”,一个说“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这个人神恋爱的故事,用诗把男女主人公依依惜别的感情表现得很真切。《穆天子传》的诗还不只这些,如穆天子的三章“哀民”诗,重章叠句,反复咏叹,很有民歌味。《穆天子传》不妨视为中国文学以诗入小说的滥觞。 魏晋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属“笔”而非“文”,但以诗入小说者亦不少。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中就有不少诗。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中的《金凤辖》末尾引稽康《游仙诗》“翩翩凤辖,逢此网罗”,《紫荆树》引陆机诗句“三荆欢同株”,都是例子。 从唐传奇开始,以诗入小说之风大盛。元稹的《莺莺传》就有5首,男女主人公亦如《穆天子传》以诗传情。不过后来是莺莺被弃另嫁而用诗怨骂张生。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贡献与影响

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产生虽晚，但却后来居上，并雄霸明清文坛长达五百余年，成为代表一代文学成就的标志性文体，其贡献与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本文从宏观角度分别论述了它的贡献与影响。其贡献主要有：一、确立了通俗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促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变；二、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生活；三、记录并保存了当时的口头语言，丰富了祖国语言的艺术宝库，为规范现代汉语奠定了基础；四、丰富了文学样式，完备了体裁种类。其影响主要是：一、思想与艺术的影响；二、国内与国外的影响；三、积极与消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