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国问题:认知检省及其超越

当前,中国文论界对于中国问题的认知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将中国问题当作西方问题,以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在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上以西方为鹄的;另一种是把中国问题作简单回归传统的认识及理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进行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在中国问题的认知及知识体系的建构上,以上两种均存在理论的封闭取向,与认识和理解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相背离。中国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实现对认知误区的超越及其封闭式知识生产困境的突破,就必须基于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进行有效的理论应答与言说阐释,从而避免上述误区及偏狭,并充分吸纳各种理论知识的合理成分,构建具有中国实践根基和民族特色而又不失国际视野的文艺学知识体系。

左翼立场与鲁迅对中国问题的多维透视——以20世纪30年代鲁迅杂文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鲁迅救国救民的焦灼心理同其被强化了的左翼立场相结合之后,产生了新的思想碰撞和认知维度,这在其杂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出于革命启蒙、反思国民性、消除社会尤其是文坛弊病等思想主旨,鲁迅杂文着重从文化和人性角度审视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社会和人生问题。透过鲁迅杂文的指引,左翼文艺界确证了革命启蒙、救亡图存、联合抗日和文艺大众化的基本方向,确证了知识分子观照底层民众和民族国家命运的“当代责任”,更确证了智者思考人类“终极”命运的历史使命。在某种意义上,鲁迅杂文全面提升了中国左翼文学的精神品格,抬高了“左联”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强化了左翼文艺界的批判力度,更实现了与世界左翼文艺界的平等对话。

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的中国问题——以米勒“文学终结”说的中国传播与接受为例

本文对中国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当下的问题进行了剖析,聚焦21世纪以来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中所呈现的“中国问题”,并以美国批评家米勒及其“文学终结”说的中国之旅为例,揭示了中国中外文学与文论学术共同体“米勒现象”背后的“中国问题”:即“重术轻道”“有学术、无话语”“有批判、无思想”。未来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学术共同体应以问题为导向,以外国文学与文论译介及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为两翼,整体上透视和反思当下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所遭遇的“中国问题”,以真问题、真批判、真革命的态度进行守正创新,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与文论研究话语体系,扩大国际影响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预见性评论及其当代启示

在19世纪,科技并不十分发达、信息交流并不便捷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就已将目光投向中国,利用各种渠道审视和关注中国的发展现实及前途命运。他们把中国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考察,对有关“中国问题”作出预见性评论,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光辉,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思考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且预见度极高。今天,通过系统梳理和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预见性评论,阐释其科学预见背后所体现的思想、方法,以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何以可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关注中国问题的社会正义性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正义,通常被视为过程的合理性、结果的正当性,社会正义所指向的对象可以是历史事件、人物,也可以是重大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注中国问题具有一种维护民族国家独立发展的社会正义倾向,始终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揭示出正义的民族必然发出正义的呼声、正义的人民必然谋求正义的事业、正义的实践必然需要正义的理论。这一理论视角显示,马克思主义学说普遍的适用性离不开特殊的需求性,一旦“适用”与“需求”契合相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便得到人们的接受、运用和发展。这在实质上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理论创新过程。马克思主义的“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会通相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深刻基础在于中国具体实际。因此,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着力于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着力于文化自觉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着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

建构“理论中的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学术自我”——现实逻辑、中国问题和中国话语

沿着从"现实逻辑"到"中国问题"再到"中国话语"的研究线索,有助于建构"理论中的中国"并找到创造中华民族的"学术自我"的基本路径。与重视思想传承、文本解读、基础研究和中西对话的逻辑不同,"现实逻辑"是必然、本质和理性通过偶然、现象和感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逻辑展开的进程,以及这样的"现实性存在"的演变过程及其历史性联系。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研究中国问题,既要注重基于现实逻辑提升和分析中国问题,又要注意把握基于现实逻辑又高于现实逻辑的哲学层次的中国问题,以优化和引领现实逻辑。在此基础上,坚持中华民族的学术主体自觉和思想主体自信的同时,兼收并蓄世界文明智慧,从话语资源、话语特征和话语层次等维度,思考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话语体系。

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教育公平治理体系—方法论新范式:统筹教育论纲

目前教育公平化缺乏面向"中国问题"的体系——方法论转型研究,缺乏一个宏观的核心治理体系作为公平研究的独立框架支撑,缺乏一个严格方法论上的治理策略指导。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教育公平治理体系—方法论新范式:统筹教育论,其形式是对中国教育公平研究作初步的范式转型处理,其目的在于深化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治理。

脱域与重构:反思现代性的中国问题与哲学视域

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反思现代性出现了本土化的"脱域"与"重构"两大特征。所谓本土的"脱域",就是中国的现代性正处在一种"时空倒错"的格局中,原本在西方依次出场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在新全球化语境中于中国共时出场或错序出场;所谓"重构",即与全球一系列后现代特征对接的中国现代化既不是经典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也不是西欧"新现代"或"反思的现代性"的跨界平移,而是立足中国本土的"新现代性",从而形成了具有本土风格的中国问题,需要我们以中国立场、全球视域来观察中国问题,建立中国新现代性理论。

视觉文化与社会转型--关于中国问题及其研究范式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与当代视觉文化的异军突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方面社会转型催生了视觉文化,另一方面视觉文化又反作用于社会转型。本文以视觉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为视角,提出一种以视觉文化的中国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力图从研究路径、基本问题和相关层面来探究如何深化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研究。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的中国问题意识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中国社会矛盾、解答中国文艺问题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变革、文艺发展、理论建构等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同时,在不同中国问题意识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可以分为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的政治形态、以解决文艺现实问题为主的批评形态、以解决理论体系建构为主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中国问题意识的三种不同意识类型和三类不同话语形态,并非是毫无关联或截然对立的,而是在相对差异中又相互关联、相对独立中又相互影响的。正是这种差异中的相互联系、独立中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景观。

面向中国问题的管理学研究

依托西方理论的既有管理学研究奠定了学科成长和发展的基础,但随着中国管理实践的进一步本土化发展,实践素材愈发丰富、动态,既有研究难以充分对接实践,管理学研究呈现出若干典型特征,具体表现为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外源型研究范式、以小见大的普适型研究范式和理论实践间的逻辑自证范式。随着学界对学科"贡献感"的追求以及实务界对学科"价值性"的需求,亟待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该范式的核心要旨包括:树立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导向,开展基于"中国问题"刚性约束的适度优化研究以及确立"问题"主导下的东西方管理元素协同分工。

纪录片市场化:中国问题与外国方法

本文就国际化背景下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问题进入了探讨,并对国内纪录片市场化过程中存在障碍的主观、客观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以国外纪录片市场化运作个案为例论证了纪录片市场化运作的方向和途径。

20世纪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三种范式

开展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阐释的研究,既有助于中国学者在西方学术体系内部展开对西方文论的批判性反思,也有助于借它山之石推进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对西方文论而言,中国问题是作为外部的、可供选择的他者而存在的;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阐释则包含着多个层面的复杂情感结构。20世纪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有三种范式:作为"异国情调"的中国问题,成为"东方主义"的中国问题,谋求"多元共生"的中国问题。其中,多元共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日渐明晰的学术立场和态度。当代中国文论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给西方学者以异国情调猎奇感的古代美学和思想,也不能停留在对西方文论曲解和误读中国问题的东方主义的批判上,更重要的是在多元共生的文化理想中,在交往对话和思想碰撞中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新形态。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轨迹。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以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索新的视角,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就学术范式与方法和批评实践这几个方面入手,讨论詹姆逊如何运用中国问题的隐喻来建构其文学阐释;阿尔都塞如何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吸纳到他的核心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理论;巴赫金的理论如何从文化转型和文艺批评实践方面与中国形成折叠与对话。

中国问题与中国当代哲学

中国当代问题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所谓世界性的问题是指,只要是构建市场社会就必然会遇到与西方相似的问题: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运动;原子主义思维方式支配下的功利主义行为;由世俗化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信仰与权威的消解;交往生活的陌化造成的认同与归属的危机。所谓中国式的问题是指,建立市场社会30年来,我们一直是在以中国人的方式解决着各种社会问题,此所谓中国实践的世界经验。然而,我们的哲学却没有很好地以哲学的方式总结这些经验,并把它提升为基础性的、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哲学和哲学体制限制了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现在缺少的不是实践经验,而是总结这些经验的中国当代哲学。

拉铁摩尔和他的中国问题研究

拉铁摩尔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边疆史、民族史、国际关系和中国通史等各个领域。本文在简要总结拉铁摩尔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他的学术思想、学术地位、学术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边疆史观和阶级对抗论是他学术思想的核心;他在研究中所采取的实地考察法和“移情”的方法,对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说具有借鉴意义;尽管他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缺陷,但他仍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

20世纪初英日同盟与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博弈

英日同盟是20世纪初英日两国为了与其它列强在远东进行竞争而结成的帝国主义政治军事同盟,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和促进各自的在华侵略利益。英日同盟条约先后经过了两次修订,反映了英日两国与俄、美、德等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复杂关系。可以说,英日同盟存在的二十年是列强按照实力逻辑进行一系列博弈的“丛林时期”。

习近平大历史观视野中的中国问题

习近平创造性提出的大历史观为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视野和方法。运用习近平大历史观审视和研究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四史"等中国问题,有利于我们明晰中国问题的历史路标,洞察中国问题发生的历史背景、当前状态和未来走向,把握中国问题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寻找解答中国问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