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玲主任药师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中医药事务部发牌组工作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的安排,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刘宝玲主任药师于2005年2月2日至2006年1月13日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中医药事务部发牌组工作。1999年7月中国香港立法会通过了《中医药条例》。《中医药条例》就中医在中国香港执业以及中药的使用、销售和制造事宜制定规管框架。根据《中医药条例》的规定,卫生署中医药事务组负责相应的中药规管工作。在条例内的附表1和2中分别栽有31种毒据中药材和574种常用中药材。为确保这些中药材的质量与安全,零售及批发商在供应或销售这些附表上的中药材时,需先向卫生署中药组申请执业牌照。条例制定了中药买卖的发牌和注册制度。在申请发牌及审批时,为尽量减低对中药界造成的不便,政府实施过渡安排,以便让中药买卖商和制造商在获发牌前能继续营业,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解读《香港基本法》的实证研究——以回应立法会质询为视角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立法会质询活动中存在着解释《基本法》的空间,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日渐成为香港地区立法会质询活动的焦点,也扩展了《基本法》实践的领域。香港特区政府在援用《基本法》答复相关质询时充分尊重《基本法》文本,维护《基本法》解释体制,反对挑战《基本法》的行为。在实践中,特区政府对《基本法》的解读包括:对具体条款的内涵进行解读与定性;认定相关事件或者具体行为符合《基本法》;对重要的立法工作和法律实施情况进行说明;对具体工作进行说明,避免误解。实践表明,特区政府的解读对于准确理解和实施《基本法》具有重要意义。

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理论回顾与实践反思

我国宪法如何适用于特别行政区是宪法与基本法关系的核心问题。学界对于宪法整体上适用于特别行政区并无理论分歧,分歧在于宪法具体条款如何适用。近三十年的讨论总体上延续三条进路展开:"部分适用、部分不适用"、"通过基本法适用"和"双重适用"。三条进路具有时段性,因应政治形势交替"领先"。有关讨论的最大不足是缺少对实践问题的观察、识别和反思。全国人大设立临时立法会、国务院编制"十一五"规划涵盖香港,都是宪法在香港适用的实践,需要认真对待。解决宪法具体条款适用问题的关键是识别直接适用条款。直接适用条款需要通过"未替代性"和"关联性"测试。

香港特别行政区船舶扣押制度研究

香港特区的船舶扣押制度沿袭于英国,在香港回归后继续适用。海事请求权人既可在行使船舶物权、船舶优先权或普通海事请求权的对物诉讼中申请扣船,也可在对人诉讼中申请扣船,但各自的条件有差别,与内地的相应做法也存在差异。同内地的扣船制度比较,其在申请人的负担、程序的简捷等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扣船范围、司法担保功能等方面有其不足。

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台湾地区选举制度评介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均是我国主权范围下享有较大自治权的地区。两者保持着其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享有广泛的经济政治自治。但是由于人文历史和法律传统差异,两者的各种制度也存在很大的不同。用比较法研究两者的法律问题,特别是研究两者选举制度,在某些程度上有利于我国统一进程及民法法系和普通法法系的进步。

官民商协作与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来自中国香港的经验及启示

以中国香港地区为案例,探讨政府、民间和商界之间的跨界合作如何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社会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制度环境。研究发现,官民商之间构建了复杂的协作策略来共同驱动社会企业发展,包括为初创社企提供种子基金,市场推广与公众教育,社企运营支持与培训,以及行业引领与发展。这些多样化的策略组合能够有效破解社会企业作为新型组织形态的合法性困境,构建开放连通的社会创新资源平台,并为社企提升商业运作能力提供解决方案,从而为社会企业茁壮成长创造了一片肥沃的制度"土壤"。研究认为,不应割裂和过度强调某一情境因素对社会企业可持续性的作用,而应充分考察跨界行动者之间的多重协作网络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体影响,中国香港地区官民商协作推进社企发展的模式值得内地借鉴。

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职业病名单之比较

为修订中国大陆《职业病目录》提供参考意见,通过循证决策分析,比较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职业病名单和中国大陆《职业病目录》的异同点和优劣势,探讨香港职业病名单制度实践经验。结果表明,两地职业病名单在立法程序、地位与作用、分类方法存在一致性,在列举方式、法律依据、制定机构、分类及覆盖范围方面有所不同。特别是中国大陆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及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覆盖范围较窄。在修订《职业病目录》时,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结合社会保障能力,逐渐扩大职业病覆盖范围,以适应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需求。

中国、美国及香港地区高校信息化发展状况比较研究

ACCS(亚洲高校信息化调查)是一个国际性合作研究项目,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亚洲地区各国高校信息化建设、发展的最新动态和信息,相互交流和借鉴各国在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共同促进亚洲地区各国高校信息化的顺利发展。ACCS于2002年实施了第一次调查,获得了各国高校信息化发展的最新数据和资料。本文以该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重点介绍中国、美国及香港地区高校信息化的发展概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授权原则、特点及模式

在单一制国家授权的向度上,地方权力来自中央的授予。在我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是单一制之下中央与自治地方的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的宪制性法律,其暗含着"不冲突"、"有限干预"与"高度自治"的授权原则。而香港特区政制特征及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授权事务注解了《基本法》授权的特点。在《基本法》关于中央与香港"授权模式"的问题上,通过对其授权原则与授权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是一种集权、融合的模式。

档案高质量服务的先进典型——我国香港特区政府档案处利用服务近期特点评析

深入评析香港特区档案高质量服务的经验与优势,可为内地档案馆“十四五”期间提升服务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文献、政策和网络调研梳理“港档案处”利用服务特点,参考我国“十四五”档案高质量服务新要求审视档案处的利用服务,发现其虽存在需要完善的空间,但基本可视为我国档案高质量服务的先进典型。其对内地综合档案馆利用服务的启示包括:细化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服务理念、从源头动态把控服务主体质量、拓展服务受众范围并注重用户培育、提升服务内容教育启发性和趣味性、服务方式满足用户情感需求。

论《香港国安法》的原意解释

《香港国安法》被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地区特别行政区以公布方式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和法律在实施中作出关于《香港国安法》第14条和第47条的解释。《香港国安法》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其解释内容是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地法律解释体制中,原意解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时通常使用的方法,这是由法律解释的制度功能所决定的。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以原意解释方法作出关于《香港国安法》相关条文的解释。

论《香港国安法》罪刑条款与香港地区刑事法律制度之融贯

《香港国安法》在性质上属于宪法相关法,而其中部分章节内容具有刑事法特点。作为一部在特区适用的全国性法律中的规范构成,《香港国安法》罪刑条款需要找准其在香港地区法域的定位并与本地法衔接。本文从缺位与补位、边限与底线、休眠与激活三个方面对《香港国安法》罪刑条款规范定位作出阐释,并从罪名认定、刑罚适用、刑事司法机制运行三个关键方面展开融贯性考察,认为研究落脚点在于超法律体系层面的理念融贯,要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作为价值基础,真正构建起香港地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刑事法律体系。

我国香港特区教育考试执法成绩与经验

回归祖国后,我国香港特区对教育考试执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融统一领导与监督制衡于一体的教育考试执法制度,取得不少成绩,如建立教育考试执法组织架构,构筑教育考试处罚种类体系,强化教育考试执法程序,完善教育考试执法复核监督机制。其经验可概括为:专业化复核监督体系是提升考试执法水平的组织保障,递进式考试处罚种类体系是彰显慎罚精神的制度保障,严密的考试执法程序是确保结果公正的实施保障。这些经验对于内地规范教育考试执法、提高考试法治化水平具有借鉴价值。

香港特区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及其借鉴

本文通过对香港特区食品安全监管的机构体系、法规标准体系、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比较香港特区与内地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差异,研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不足,分析香港特区食品安全监管可供借鉴的方面,提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建议。

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判决的相互认可与执行问题研究

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如何妥善解决内地与香港不同法律区域间的民商事判决的相互认可与执行的问题,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判决相互认可执行实践中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结合两地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判决的安排》中所确立的主要原则,对目前实践中依然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有效解决的途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文章指出:两地成功签署了《安排》应该说标志着两地司法协助的新起点,但由于两地的社会制度和司法制度均存在很大差异以及其它原因,《安排》的签订无疑是一个双方妥协的短期成果,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和宣告性质。《安排》中尚隐存的诸多问题,只能在其适用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发现根源,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发展完善。

香港特区政府的问责制改革

香港特区政府于2002年7月开始实行主要官员问责制改革。这项旨在适应社会和市民对政府的问责性要求和提高政府能力的改革措施的推行,构建了一种在非责任政府体制下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实施两年来,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改革的路向是正确的。它在香港政治发展的历史上首次彰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要以民意为依归,要向民意负责。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与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基于基本法实施20周年的反思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所建立的香港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话式释法机制"并非是普通法世界的异类,相反,其与英国、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的宪法体制一样,共同分享着"法官有权解释宪法/高级法,但建制化的人民代表才是宪法/高级法终极守护者"的法律哲学,因此都可视为是以"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来发展普通法的重要方式。在香港回归20年之际,当人们对第158条所建立的释法机制进行总结和评估时,应珍视这种业已构成"一国两制"和香港法治重要基石的法律实施机制,不宜将美国司法至上式的宪法体制照搬到我国香港地区。

立法会:中央香港关系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分析

在宪法话语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我国第一部实现中央与其组成部分——香港关系法治化的法律文件,它为维护中央权威、保障香港繁荣、实现二者良性互动提供了法治保障。在二者关系法治进程中,香港立法会具有特殊地位。实践表明,香港立法会在法治进程中具有二重性,在具有促进作用的同时,也有一定消极作用。全面深刻认识其作用,特别是如何消除其消极作用,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实现中央香港关系法治化进程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香港特区享有的是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高度自治权

香港特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比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要大,比联邦制国家的成员国的某些权力也要大,但这种高度自治权的性质是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地方自治权。香港特区和其它省、直辖市的法律地位一样,都是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域。香港社会少数人鼓吹香港拥有所谓的"民族自决权""次主权""固有权力""剩余权力"等,是有意或无意地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实行的是单一制,是有意或无意地把香港特区视为联邦制成员单位、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

香港特区政府的科技政策

尽管香港在经济转型中遇到一定的困难 ,但香港特区政府所制定的科技政策和发展目标具有它的客观依据和必要性。经过这几年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