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粤港澳大湾区电影发展中中国香港电影文化基因的进化转型

本文运用文化基因理论对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电影发展中中国香港电影的进化转型进行探析。粤港澳大湾区电影需要在社会主义现代性、大湾区都市圈、中国国际化、互联网和新主流电影构建的文化语境中,对曾经辉煌的中国香港电影的主题、角色、故事、视听语言、风格五大文化基因进行传承与创新,梳理其复制、移植、融合、裂变、创新、淘汰等过程,传承电影优质文化基因,创新符合中国当前文化语境要求的电影文化基因,在世界和中国电影文化版图中重新崛起。

百年中国香港电影与中国文化传统

百余年来,在娱乐本位的表象下,中国香港电影始终在多个维度保持着与内地主流文化的内在联系。在价值取向上,中国香港电影自萌芽之初便以儒家文化及岭南文化为精神内核,以“导人向善,导人向上”的文化追求聚焦于平民生活的日常呈现;一些代表性的中国香港影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追求古典化的影像风格,为海外华人观众提供了抒发故国思绪的影像载体;此外,对戏曲元素及民族音乐的创造性运用也彰显了中国香港电影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另一层联结。这些继承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经验构成了中国香港电影独特的美学范式。

中国香港电影对中华文化的形式革新、价值破立与文化阐释

荫承上海电影的文脉道统,立足东西方博弈的交锋场域,中国香港电影始终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类型电影要素,革新形式与内容,显露出鲜明的在地特色。取径林年同的“镜游”美学,考察20世纪30年代至回归前的中国香港电影,中华文化“大同心圆”的文化生态系统和站位始终润泽着中国香港电影的文化样貌与精神气质,“游”的影像和观念完成了中国电影有别于西方电影的身份自证。回归以来,中国香港电影直面国家意识与本土身份,以怀旧现实主义为叙事策略,在历史与现在的互文创作中,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交融,进而生成具有共同体性质的文化记忆。

中国香港国际电影节:“观众节”特色与中国香港文化构建

在全球范围内,国际电影节是世界各地展示电影发展成就、交流经验、促进国际化合作的主要舞台,在世界电影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促进国家或区域的文化、经贸、科技合作发展等方面举足轻重。在当下“互联网+”时代,尤其遭遇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影响下,国际电影节作为可以因时制宜利用数字技术与线上线下组合模式的文化舞台,可以在传统基础上实现全新多元探索,以新时代新模式赋能电影节主场,实现本土文化的全球展示与外来文化的借鉴互动。

传播舆图与经验反思: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的跨文化扩散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香港电影盛极一时,在跨文化传播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近乎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性”电影。这一时期,中国香港电影在亚洲与欧美等地区的传播上均有突破,以“邵氏”“嘉禾”“新艺城”为代表的电影公司在既有传播格局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扩充,通过卖埠、合拍或参展等多种形式完成传播或行销任务,并以明星制与类型片成功实现了市场的巩固与拓展,涌现出如成龙、周润发、杨紫琼等世界级影星,亦创造出动作片、黑帮片、神怪片等颇具“港味”的电影类型。同时,中国香港电影自身强烈的大众属性、高效专业的录像带化以及影展影评的褒奖推介,共同促成了其海外影迷群体及迷影文化的生成,也建构起中国香港电影在各区域内部的传播结构与体系,不仅形成广泛的观影热潮,还体现出各区域电影对其经典段落的模仿或引用。此外,通过对中国香港电影跨文化传播进行总结与反思,应当肯定的是其在该时期获得的一系列足资借鉴的成果,即以浓郁的本土文化为支撑,通过多元电影类型的创新来避免路径依赖与市场疲劳;但亦应指出,未来的中国香港电影不宜为迎合外部市场而牺牲自我风格与技巧,而应当充分重视长期以来积累的制作传统,并在结合外部电影之优长的同时,灵活发扬自身制片优势,寻找与自身电影工业体系相匹配的生产模式。

文化冷战与鸳鸯蝴蝶派的银幕重生——以《啼笑因缘》在中国香港的电影改编为中心(1957-1964)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在20世纪50-60年代,鸳鸯蝴蝶派作品与中国香港的大众文化合流,并借助香港地区崛起中的电影工业在银幕上获得重生。在文化冷战及香港地区电影工业转型的背景下,以《啼笑因缘》等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作品,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投射出迥异的文化想象。左派影人在相关影片的改编中,强调反对封建压迫,揭露社会黑暗,鼓励下层民众的抗争和团结;“右派”影人则在“回望故都”的基础上,重申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并对香港地区社会日益现代化的情况做出回应。战后香港地区影坛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改编,一方面体现了文化冷战中政治、商业及文化之间相互纠缠、交互作用的复杂关联,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冷战对中国香港电影的深远影响。

版图位移·文化新生·多渠开拓——CEPA以来中国香港电影全球传播研究

CEPA实施二十年来,中国香港电影的发展与中国强国建设同呼吸共命运,在和合共生的全球语境和市场环境中擘画前程。传播版图实现破境升级,持续开发内地市场,稳步提升全球市场,深度嵌合于面向国际的传播格局中;“港味”作为区域优势特色,熔融于中国故事,丰富多面的“香港IP”促成不同市场与差异化内容匹配的理想传播方案。电影节展、企业主体、OTT流媒体平台与多元门户有机结合,优质、专业、均衡、系统的多通路传播网络,为全产业链持续发展赋能。面临未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香港电影亟待多维发力,需创新“国家-大湾区-香港地区”协同管理体制机制,提质增效国际市场运维水平,抢占人才与科技全球高地,充分释放中华文化优能。

论新时代中国电影理论的“中国文化赓续”:原点、原则与方法

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我们的国家、民族、社会的特定历史和传统根基密切相关。在“文化自信自强”政治政策引导下,新时代电影学人注重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实现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主,助力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化”在本专业领域内的理论转化与意义实现。在新时代以来中国电影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我国电影学者逐渐探索形成了以“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原点”“政治文化作为系统规定”“再历史与再解读作为文化赓续的新方法”的系统性、科学性研究道路。

中国大陆青春电影的文化基因及其影像表征

“青年亚文化”是中国大陆青春电影最为显著的文化基因,并呈现出独特的影像表征。“仪式抵抗”成为故事的情节内容和叙事策略,“分裂的身份”成为青年群体现实困境的一种隐喻。文化是根源,抵抗是过程,分裂是结果,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大陆青春电影的建构逻辑。

中国电影的诗性传承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外融会贯通、对内去陈推新,历经千年流转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诗言志”,自先秦起,语言成为中华民族宣发寄托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重文史也成为我国的文化传统。电影技术的发明、进步只有数百年历史,而各国电影作为艺术的独特性创作应根植于本土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的电影方可称之为具有中国性的电影。中国文化传统历来重文史,而当下中国电影在面对西方话语体系时,更应该根植于中华文化,汲取力量。本文从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角度,浅谈诗词文化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跨越冷战的藩篱——论内地戏曲片在中国香港的接受(1953—1957)

20世纪50年代初,在文化冷战的背景下,中国香港电影界形成了“左”“右”对峙的格局,并呈现出此消彼长之势。以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左派电影机构,凭借制作、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一度在竞争中占据主动;中国香港右派影人则在美国支持下扩大制片业务,并利用亚洲电影节等平台提升技术,拓展市场,加强交流合作。在此背景下,以《梁山伯与祝英台》《搜书院》等为代表的内地戏曲片被引入中国香港,并大获成功。本文以内地戏曲片在中国香港的接受为中心,尝试运用美国亚洲基金会等方面的档案材料,力图从一个侧面展现内地在中国香港的文化冷战中采取的策略及其影响。

中国香港电影劳工的流动、困境与对策——基于两地合拍现状与文化劳动新国际分工理论

随着华语电影产业力量的再平衡与再发展,中国香港电影劳工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合拍”与“留守”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在中国香港电影内地化转向中,中国香港电影劳工正在逐步失去其在“核心岗位”方面的绝对优势,并直接面临着电影“边缘岗位”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留守中国香港的本土电影劳工则因产业、市场及新冠疫情等问题无力进行大规模电影制作,出现劳工断层与创作真空现象。对此,香港特区政府及有关行业应积极进行政策介入与机制协调,努力促成电影生产链与供应链回流,进而保护中国香港电影产业的基础与生态。

中国香港体育电影:流变、风格及文化表达(1997-2022)

中国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具备较强商业意识、类型经验、专业素养的中国香港影人为中国体育电影创作注入新鲜活力,在两地创作力量及观念的助推互补中完成了由路径依赖到类型规范的嬗变,在中国香港电影传统的渗透与延异中形成了较具特色的类型规约,在文化体认方面实现了与大众共情共鸣、提振社会正能量的聚合作用,为中国体育电影迈向彰显民族特质、并轨世界影坛的发展之途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化冷战与中国香港独立电影公司——以中国香港国风影业有限公司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香港电影业主要以“电懋”和“邵氏”两大制片厂为主,小制片厂和独立制片公司在夹缝中艰难生存。中国香港国风影业公司凭借灵活的制片策略、扎实的电影制作功底和深厚的电影人脉逆流前行。其出品的唯一一部电影《苦儿流浪记》荣获美国旧金山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奖,代表了中国香港独立电影的最高水准。同一时期,如国风影业公司一样存在的独立制片公司还有“国泰”“国艺”“国光”等,这些公司如何处理诸如资金筹措、意识形态导向、生存境遇等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以国风影业公司为例,探寻20世纪50年代中国香港独立制片公司的成立背景、资金来源、公司愿景和生存现实等。

20世纪60-80年代的香港电影与文化——罗卡访谈

20世纪60一80年代,中国香港文化界处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此时又恰逢世界性的青春文化大兴,深刻影响中国香港战后一代。本次对中国香港资深电影研究者罗卡的深度访谈,尝试重返战后年轻一代逐渐成长为中坚力量的中国香港电影现场。该时期一方面为之后中国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奠定了重要的产业和美学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罗卡本人入行的活跃期。通过内地电影在港传播、粤语青春片流行、社会运动、电影刊物、迷影实践、实验电影创作、本土理论探索、中国香港国际电影节数个侧面,本次访谈勾勒出“冷战”时期中国香港电影与文化的转型轨迹.

红豆的魅影:粤剧在1980年后香港电影中的呈现

粤剧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受众面最广的传统戏曲,其宗教性、谐趣性、悲剧性和经验性等文化基因被1980年后的香港电影所提取,以多种表现方式渗透进电影的创作中,成为癫狂的喜剧噱头、互文的表意手段以及追问文化身份的中介,与其他元素同构了香港电影的“港味”美学风格。粤剧在此时之所以比其他曲艺曲种更广泛地用于香港电影,既取决于粤剧本身的特质,亦与彼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有关。通过考察粤剧在1980年后香港电影中的呈现,对于以粤剧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在当下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美华侨华人的跨洋往返与中国香港电影的早期发展

作为典型的“移民之城”,中国香港一直都是东方与西方、海内与海外移民流动的中转站及自由港,中国香港电影正是在移民文化的孕育下发展起来。本文聚焦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断往返于“金山”与中国香港之间的北美华侨华人与中国香港电影早期发展的密切联系。多元融合、开放流动的移民文化传统为中国香港电影的初兴奠定了海内外基础,华侨华人在中国香港与北美之间的电影活动,则促进了中国香港与海外在电影技术、设备、人才、资本、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与互动,大力推进了中国香港电影产业的早期发展,也拓展了中国香港电影的海外市场,并为中国香港电影注入了跨文化性特征。

中国动作网络电影的美学风格探析

网络电影滥觞之时,动作元素作为其类型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便崭露出强劲的生机与迅猛势头。近年来,深耕“动作”赛道的一系列网络电影凭借口碑质量频频出圈,促使动作网络电影初具类型范式与美学风格。在视听建构上,塑造了以动作图式为核心的形式美感;在空间造型上,激发了以身体冲突为表征的多维想象;在文化逻辑上,形成了以侠义道德为本位的心理认同,实现了价值观念的引领与情感体验的共鸣,构成了一种极致动感的硬派动作美学。

香港电影中的茶餐厅场域文化研究

茶餐厅是中国香港电影中独特的文化场域。茶餐厅的经营流变,映射出中国香港社会历史变迁的文化底色,紧凑多元的空间元素建构了中国香港电影的现实风貌和真实质感。作为叙事场域,茶餐厅是摩登都市的市井面相,亦是人情交错的江湖战场,丰富了中国香港电影的视听风格,精益了中国香港电影的类型创作。作为文化景观,茶餐厅象征着中国香港电影的地方性身份定位和精神性空间消费,凝聚了香江奔涌的集体记忆与时代思潮,在一饮一啄间实现了中国香港的身份认同表达。

试析华莱坞视域中的台湾电影问题

全球文化资本的加速流动,世界电影市场的不断激荡为华莱坞电影的生产和发行方式带来新的转变契机。台湾电影作为华莱坞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其所具备的风格化的文艺特质,既曾屡次博得世界影坛好评,也因部分影片过度沉溺于自我情调,失宠于市场而被诟病。面对当下喜忧参半的台湾电影,应积极探讨如何稳固台湾电影的文化内核,坚守艺术品格,形成台湾电影的独有风格;如何借助台湾流行文化的商业模式发展台湾电影产业;如何改善台湾电影本土市场容量小、各类资源相对有限的现实问题,开拓香港、大陆、新马以及全球泛华人社群的"华语市场"。总之,只有坚守文化内核并妥加改善利用,存续传统电影风格并形成独立艺术品格,借助成熟商业运作模式笼络人气,加快与其他地区的全方位合作及经验交流,才是台湾电影以及整个华语电影持续繁荣的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