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及评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成就,是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梳理这一理论的发展过程,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史学要论》到《历史哲学教程》——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发展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史学要论》诞生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初期,《历史哲学教程》问世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后的抗战初期。由于写作时代背景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认识的差异,两部著作具有不同的面貌和特点。从《史学要论》到《历史哲学教程》,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奠基到充实、从学理阐释到参与社会改造的进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再发展:继承与创新

20世纪 2 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引入中国 ;80年代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建构完成。此间 ,受国内极“左”思潮及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历程并不顺畅。总结 2 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不断拓新研究领域 ,加大理论研究力度 ,是 2

新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述评

当下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呈现一种分化多元、遍地开花的局面，各种理论、各派史学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探讨，且研究规模和水准都有大幅提升。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作为一个基本论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李大钊在他的一系列史学理论著述中,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深入探讨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作用等历史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并从理论上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在历史本体论、史学认识论等方面构建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体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轨迹浅析

新中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上升的道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六个阶段,其中,既有辉煌的成绩,又有不少的经验教训。认真回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总结成绩和经验,对于肯定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果、基本特色等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对于21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的建设及其健康发展,也不无裨益。

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

李大钊是从改良主义者再到民主主义者,并最终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学术之路探求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成功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也为其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对唯物史观框架体系以及中国首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框架体系的构建。在理论研究工作中,李大钊不仅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智慧,而且坚持将历史研究与中国革命紧密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贯穿到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李大钊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创出一条崭新道路,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和创新。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百年文艺的理论经验与历史经验的深刻表达,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相通性,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塑造起到重要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化主体性在主体性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实践意识、本土化的理论塑造与文化建构努力、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思想凝结与理论锤炼三个方面展现内蕴与特征,并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创造产生重要启发。

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

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意蕴深远的重大命题,并强调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新要求、新使命。党建理论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讨和研究阐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是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实践拓新与理论积淀,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围绕这一重大命题,理论界从多个维度展开的学术探讨和研究阐释,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有效的学理支撑和丰富的理论资源。已有研究文献分析表明,关于这一重大命题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尚在起步与破题阶段,理论研究呈现系统性、整体性不足的突出问题。尝试从价值意蕴、理论基础、主题主线、精髓要义、结构逻辑和构建要求等六个维度,研究和阐释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学理意蕴,并提出整体性的构建思路与体系框架,全面提高这一理论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学理性,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论述中提出的“人民史诗”“中国精神”“‘剧中人’和‘剧作者’”“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等时代感强、特色鲜明的文艺理论范畴,强调了以人民为本位并用史诗笔法去书写人民英雄,以中华民族培育发展起来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为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了文学创作现实性与理想性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崭新的、具有新时代品格的文艺理论范畴体系。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现时代向度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溯源正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而同时全面依法治国在战略布局、全面推进、系统执行上又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推动其不断地时代化、中国化。文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结合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现状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形势要求,以“现时代向度”视角切入,系统探讨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化创新。

植入与生长: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传播,唯物史观理论及其方法在中国历史学界深深扎根,顽强生长,成为中国学者进行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宏大科学文化实践和探索历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将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历程,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三个阶段进行总结回顾,从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重新研究中国历史、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三个维度,分析寓于其中的宝贵经验。作为创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依据和当代启示,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习近平对当代中国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只是知识谱系的转换,而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与创造。其内涵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文艺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在培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的精神沃土与根基;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文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科学构建了一种具有中国风格和凸显现代价值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谱系,继而从根本上促进和实现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式转换,展现为一种思想“合力”的力量,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一种完整系统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撑。

基于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与自信——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理论自信研究》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是因为我们有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而要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就必须确立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以理性自觉为基础的自信。河海大学黄明理教授的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理论自信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对此进行了积极思考和深入探索。该书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视角并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来研究理论自信,系统全面阐释了理论自信的依据和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即确立了科学主体的地位,并在20世纪40年代确立了其民族科学大众的根本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三大体系”有其丰富的内涵但三者发展并不平衡“;三大体系”建设具有开创性和范式性,对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基本原理层面所展现出来的核心要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水平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程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构建了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创新性理论图景。这种创新性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按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所建立的却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国家、按社会性质来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更广阔的道路等观点。这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建构与传统文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建构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当代化实践,其旨归是在当代历史语境下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建构的主要任务可以概述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生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理论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建构须把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个重要的学理资源纳入其理论实践中。通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当前在场化,中国传统文论从实践主体的本土性塑造、知识资源的保障、思想观念的熔铸三个层面确保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建构的实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建构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转换提供了一条创新路径。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卓越贡献

在邓小平理论创立时,党还没有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命题,因此把握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贡献,须厘清这一命题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关系,即它对后者既有内涵的深化,而后者又包含了时代化的意蕴。由此,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强化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的统一,发展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为改革开放实践奠定理论基础,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和道路的理论总结,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贡献主要是:对新的时代主题的敏锐把握,对中国在新的时代主题下所面临时代课题的深刻揭示,对实现这一新的时代课题所作出的世界贡献的系统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