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其背景是中国哲学界实践哲学研究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实践概念受到高度重视。从一定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规律论的路径,一些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重视实践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财产的关系,重视实践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这个思路重视寻求社会实践的必然规律。另外一个是规范论的路径,一些研究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的规范意义和价值。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比如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规范及其基础如何理解,需要重视话语和商谈,重视文化对实践的规范意义。这个思路重视实践的规范维度。

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范式的危机与出路

实践哲学历来是哲学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中存在着众多的理论范式。实践哲学必然包含两个面向:一是关于实践的哲学,即对实践的理论解释;二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即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一种实践哲学范式,当这两个面向相统一时,则处于常规时期;而当这两个面向相分离时,则处于危机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实现"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的统一,使其既能对实践作出理论解释,同时又能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

批判的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超限”内蕴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彻底的实践哲学,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域限"的疑惧,主要是出于对马克思关于"自然优先性"表述的语境误解、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实践性"的概念误解、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哲学观内涵的误解。只有上升到哲学观的认识高度,对这些误解予以针对性分析,才会破除疑惧,坚定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自信。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何萍在《哲学动态》2020年第9期撰文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这一新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通过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概念,消除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框架的不利影响,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自我更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研究,有些重视实践的规律性,有些则重视实践的规范性。这可以称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两个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实践受到重视,这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中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视野的实践哲学研究路径比较复杂。从一定角度看,有规律论和规范论两种。前者试图寻找一种说明人的实践活动规律的哲学,这种哲学可以替代以前的以物而不是人的实践为中心的教科书话语体系,试图承担很多的任务,比如对世界的说明,尤其是对社会活动的说明,对世界运动规律的说明。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式——走向“21世纪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方位,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走向中国”向“中国走向世界”时代坐标转换的必然要求,也是新的历史时期站在“作者中心地位”用中国话语、中国精神重新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对于它的构建来说,其首要环节即是从宏观层面树立起构建的理论目标,明确其理论范式,以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成为可能。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视界、21世纪高新技术发展与当代全球新变局的哲学之思、中国传统哲学致思的基本向度与未来走向等三个维度出发,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式,会发现只有以“21世纪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哲学视域,才能通向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创造出一种符合时代语境、中国语境乃至世界语境的新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

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是展开现代化发展实践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式”与“现代化”两个关联语词构成,就“中国式”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既要防止过度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又要防止因对普遍性的急迫追求而脱离中国实践。就“现代化”而言,其强调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既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急于求成或因循守旧,又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应当在人的发展中实现“中国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化”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中国式”与“现代化”的有机联结。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建设的前提意识之思——“哲学范式自我证成”的视角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建设(以下简称“范式建设”)的研究,既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学术研究,也是表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研究。这种研究表明,范式建设研究就是哲学范式自我证成的过程,在此进程中首先要进行范式建设的前提意识之思:范式建设的理论前提之思表明,范式建设的理论前提研究离不开对“实践性”与“学术性”的理论性思维的关注。范式建设的问题意识之思表明,范式建设的问题意识研究离不开对“现实关切”与“真正哲学”的哲学理想的探讨。范式建设的理论根据之思表明,范式建设的理论根据研究离不开对“理论实践性”与“学徒学术性”的学术反思的研究。范式建设的学术性话语之思表明,范式建设的学术性话语研究离不开对“现实实践性”与“科学学术性”的理论融合的表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既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创造性运用,又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创新性发展,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原创性贡献。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会通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追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表征的是中国人对其生命体验的自我理解,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塑造“哲学自我”与实现“马中会通”,二者是一致的:一方面,当代中华民族在思想与实践上创造性地理解、运用与实现自己的文明理念,需要在现实性、实践性、哲学性以及历史时代性等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另一方面,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需要超越用西方哲学的模式解释中国哲学的哲学观,消解直观性、外在性、机械性的思维方式,以各自保有其个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基础,实现二者的真正会通。实现“马中会通”,需要真实地把握其思想实质、现实基础与哲学使命,阐明相关哲学观及其变革,揭示二者的内在契合性,澄明会通的连续性与时代超越性。只有在“马中会通”的基础上,才能憧憬当代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文明境界与塑造新的“哲学自我”。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体育哲学的出场语境与理论路向——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历史性命题,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根本遵循。我国正处于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历史交汇期,如何建设体育强国需要统揽全局、顶层设计、思维筹划,体育哲学的“思与问”,必将成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动力源。面向“思”的洞见:在马克思主义“在场”与“出场”生成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在感性直观与感性活动的实践唯物论中,寻找体育本体论、体育认识论、体育价值论、体育伦理学、体育人学存在论的出场语境。寻求“在”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视角,对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还有对娱乐至死、对身体静态的反思中,寻找体育存在的哲学意义与理论路向,把握体育作为人的感性实践的生命活动。体育哲学是生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的感性实践”的存在论基础,从而探寻人的生命本质。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吹响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进号角。在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民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坚持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坚持普遍联系的原理,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从哲学的角度不断创新改革思维,努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难题的破解之道。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研究

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视角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深入理解其本质和特点,把握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规律,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增强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动性和预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野下“两论”的新时代启示

“两论”分别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等原理,考察了中国国情及特殊性等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相融合的典范,进而从实践维度和文化底蕴双重视域标注了“两论”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两论”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原理,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钥匙”,对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增强党员领导干部解决新时代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本领等有着重要启示。

论冯契的“智慧说”对中国传统哲学汇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汇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汇通不但面临着“中国传统哲学特殊论”的阻断,而且面临着“以儒代马”和“以马代儒”的两极化论断的阻碍。冯契的“智慧说”使用了“超胜式”汇通方法,避免了以上两极化倾向,面对现实问题,以王船山的“境”对勘马克思的“实践”,融通知识和智慧。对分散的文本话语的深度分析表明,此种汇通契合和显现为一种对话诠释学方法:基于现实主体,敞开“我-你”关系的平等对话,以“穷通”方法达成视界融合。方法提升的目的在于观照现实,沿袭冯契的对话方法,用王船山的“太虚本动”“气善论”来“穷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社会定在”、人性观,或可给出解决现代性抽象虚无主义问题的方法。方法论的提升或许对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所借鉴。

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民族音乐育人研究

民族音乐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体现出广博多样的形态样貌和深厚的文化精髓。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视域,民族音乐具有塑造中华文化特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育人功能。民族音乐育人实践能够影响人的主体人格,提升其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民族音乐育人系统通过多维度主体的互动与对话构建,体现出多元化审美主体的发展与追求,表现出多层次感性体验的特征。民族音乐育人实践宏观上是关乎教育强国、文化传承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系统工程,微观上是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主体意识与审美经验优化整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的三种进路——兼论对“第二个结合”的启示

自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思想界的第一天,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互动结合的学术实践。在这种波澜壮阔的学术实践中,两种伟大哲学学说的碰撞与汇合是由无数个鲜活的、个性的、成功的、失误的案例组成的,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形式非常多样。这里从无数的案例中选择部分代表,概括为“三种进路”,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的具体情形,辨其得失,汲取经验,从而为“第二个结合”的展开提供参考。

张申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张申府是一位不应被遗忘的学者。他在学理层面首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综合”派的开创者;他提出的“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哲学设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层面上的第一次理论尝试;他的学说中始终贯穿着“辩证综合”说的总方法论,这是在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的独特探索,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两个结合”的逻辑证成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构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大原创性命题,也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根本前提。这一根本前提集中体现在问题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在问题逻辑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本土出场的具体化与形态化诉求以及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限度回答了为何应当结合的问题(必然性问题),此回答全面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协同演进的历史图谱;在理论逻辑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动生成论之本性及其在价值观上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高度契合性回答了何以能够结合的问题(可能性问题),此回答为“两个结合”打开了可能性空间;在实践逻辑层面,时代场域转换引起的哲学立场与结合方式的转变,以及从碎片化、抽象继承向整体性、历史性梳理的变革回答了以何种方式结合的问题(实践路径问题),此回答清晰厘定了新旧全球化格局转换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路径。从问题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出发揭示“两个结合”的出场逻辑,有助于基于“两个大局”的历史方位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培育其系统而深厚的理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