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日益深化

中国与东盟各国次区域合作发展迅速，成效显著，已成为双方合作的一大亮点。随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省份与东盟各国在次区域合作中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的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毗邻，两地利用地缘优势，积极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印太经济框架”数字规则:区域合作影响与中国-东盟应对策略

数字经济业已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规则的制定和推广则成为各国提升国际影响力,抢占全球数字市场的重要手段。美国在亚洲和大洋洲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期望通过广泛的经济合作框架或合作委员会拓展美式规则影响力,从而主导未来数字经济发展走向,持续数字时代的美式霸权。“印太经济框架”数字经济领域涵盖数字环境、新兴技术、基础设施、监管措施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方面的内容,既是对美国此前《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内容的承继,也是与《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为主的美式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联动,其倡导高标准合作的同时忽视东盟国家市场准入需求和实际承受能力,实质上是为了坚持贸易保护、阻碍亚太一体化和推广美式规则。“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达成,不仅会利用投资和数字技术输出阻碍中国与东盟的数字合作,而且会向东盟输出数字发展理念,加剧中国与东盟的“数字鸿沟”,破坏围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的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应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善中国数字经济规则;全面对接国际标准,巩固数字合作伙伴关系;细化合作内容,共谋数字发展全球规则,共建数字发展新格局。

基于系统理论的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系统构建研究

[研究目的]针对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在观念、制度、人才、技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构建合作系统框架,提出合作路径及解决方案,旨在提高中国-东盟网络安全合作的水平。[研究方法]通过文献分析,结合系统理论,从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环境等维度进行研究。[研究结论]中国与东盟在构建网络安全合作系统时可以实施以下路径:在系统要素方面,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展开合作、以建立统一的网络安全制度规范框架进行合作、以构建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培训教育体系保障合作、以创新网络安全技术加强合作;在系统结构(功能)方面,增强系统不同要素间的协同联动、准确把握系统要素最优与结构(功能)最优关系;在系统环境方面,在梳理可供利用的外部环境的基础上,重点利用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优化系统。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机制探究

中国-东盟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全球经济最具增长力的区域之一。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职业教育合作前景广阔。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中也存在着政策法律缺失、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通过全面建立职业教育合作共同体、优化合作机制、完善职业教育合作体系等举措,推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地区实践与历史经验——关于中国-东盟推动区域合作与治理南海问题的考察

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发展为主线,分阶段考察中国与东盟国家治理南海问题和推进区域合作的互动进程可以看到,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以及共同、合作与对话的安全观,坚持发展优先、致力于区域合作,坚持“东亚方式”与“双轨模式”,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妥处发展与安全议题的成功经验所在。这种地区经验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具有高度共同性,充分说明两大倡议来源于中国外交的长期实践。未来,面对美国发起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地区变局,中国与东盟应坚持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继续聚焦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可持续性发展实现本地区的可持续性安全,从而确保南海形势的稳定并寻求最终解决之道。

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发展合作:现在与未来

数字金融作为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新引擎,正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区域金融创新与包容性的关键力量。文章通过文献梳理,总结并提炼了数字金融的概念及内涵,通过分析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发展合作现状、机遇和挑战,提出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发展合作的未来路径。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合作具有广泛的政策支持,坚实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投资基础,密切的人才培养和交流,以及广阔的数字金融市场空间;但目前金融监管体系不够完善、数字金融安全存在风险、数字金融的人才较为短缺、数字金融合作市场规模不一等是中国—东盟数字金融发展合作的主要挑战。为推动中国—东盟数字金融进一步发展,要以加强监管协调为核心,提升数字金融安全为重点,“主动参与”为原则,强化人才培养与交流,全面推动落地以平衡市场规模差异,共同打造中国-东盟更为紧密、高效和安全的数字金融合作框架。

中国与东盟区域贸易合作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成功签署RCEP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双边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持续提高。而东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也是我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对象。尽管新冠疫情对中国-东盟地区经济和贸易的高质量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当前形势下,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文章分析中国-东盟间的贸易现状和贸易发展的背景,总结了中国-东盟贸易合作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并且探讨了促进中国-东盟整体贸易发展的对策。

中国-东盟地区常设警务合作机构的构建: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基本框架

当前中国-东盟地区跨境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给区域内国家打击跨境犯罪带来重大挑战,因此,有必要构建中国-东盟常设警务合作机构为各参与方跨境执法合作提供协调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观为常设警务合作机构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政治互信的不断增强、法律合作持续推进、执法合作逐步深化等因素则为常设警务合作机构的建立提供了实践基础。在运作中,常设警务合作机构应以东盟警察组织为基础,首先要尊重各参与方的主权、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其次要通过拟订机构章程明确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明确常设警务合作机构的基本职能,从而为警务合作提供方向指引,最后还需要构建常设警务合作机构的组织框架。

广西助推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合作成效意义与前景

广西具有丰富的传统医药资源优势,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健康合作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广西在推动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合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随着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合作进一步加深,广西在双方合作的战略性地位不断突出,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克服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在未来的合作中加强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合作,加快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文中主要就针对广西助推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合作成效、意义以及前景等问题进行探讨。

深化次区域合作——从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实践看广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中国东盟区域合作中,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将使广西的区位优势、通道优势、经贸优势进一步凸显。面临重大机遇,广西要主动应对,根据自身的区位优势和产业特点,选取具有比较优势和带动力、易于操作的贸易投资、农业、物流业、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等重点合作领域,充分利用合作商机。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平台,充实合作内容,优化合作环境。

中国-东盟差异化金融合作方式——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研究

中国-东盟关系是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是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但由于各国存在差异性,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具体金融合作模式应各有侧重。文章设计中国与东盟10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指数,并用耦合协调模型考察其相互关系。根据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指数的耦合协调状况,将各国划分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否协调的不同类型,实证结论是中国、新加坡耦合协调,其余国家均处于失调,并且中国发展趋势最好、目前协调度最高。综合聚类分析的结果将东盟各国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高级别合作型、中级别合作型、低级别合作型国家,最后给出了中国与每一种类型国家的差异化金融合作方向。

中国-东盟FTA升级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视角

中国-东盟FTA升级是开创中国-东盟合作新的"钻石十年"、争取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1万亿美元的关键载体,它的深化及拓展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作为其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在与中国-东盟FTA的联动发展中,更好地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

中国-东盟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现实基底、挑战与展望

为应对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难题与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需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并逐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与东盟在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字经济合作、网络安全合作等方面已取得良好成效,双方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具备现实基底,但仍面临数字鸿沟、数字治理规则标准碎片化、网络安全威胁加剧、东盟对华战略疑虑等挑战。展望未来,中国与东盟应从区域、次区域、双边多个层面形成合力,加快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数字经济合作、增进网络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建立相互协调的互联网治理合作体系、加强网络安全合作,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

中国-东盟次区域经济圈的货币一体——利用OCA指数法对东亚次区域货币合作的研究

作为世界货币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本文运用近年来新兴起的OCA指数法,对东亚货币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东盟的货币一体——的经济基础进行了研究。与常见的单纯运用OCA指数法分析区域货币合作成本的文献不同,本文不但利用这一方法研究了中国-东盟地区货币合作的经济成本,同时也通过横向比对等方式,进一步探讨了影响中国-东盟货币合作成本的决定因素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目前国内对东亚货币合作和东盟地区货币合作等问题的研究深度。

中国与东盟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安全合作研究——以法律风险为视角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矿产资源方面存在高度的互补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我国与东盟各国在矿产资源产业链供给方面的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各方面的合作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东盟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产业链供给问题,开展立法、司法协作的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文章拟通过深入分析我国与东盟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给与安全合作的现状与特征,探讨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并结合国际先进国家战略性矿物资源产业链条供给与保护的实践经验,提出有利的风险化解措施,在此基础上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为我国与东盟国家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双高”建设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构建中的应用

在“双高”建设背景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构建也成为各高职院校和学界日益关注的课题。在此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说”应运而生。文章将基于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立足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合作的现实情况,分析“双高”建设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构建中应用的重要意义,阐述应用中的问题,并探索优化策略,促进双边国家的教育合作。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内推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金边峰会《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文件的签署 ,为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但目前次区域合作还存在着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相似、经济合作的层次低规模小以及缺乏统一的官方的开发组织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并按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规范 ,本文提出了在设立统一的组织机构、确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目标和进程、制订相关法规和规则、加快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构想。

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

梳理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可以发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具有以下特点:发展导向与规则创立相结合;软硬结合、灵活有效;智库探索与政府决策相结合;互学互鉴与取长补短相结合;地方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现有机制与创新机制相结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理论层面研究不够,缺乏理论指导;制度化建设不够,有效性不足;机制叠床架屋,协调性不够;政治互信欠缺,发展动力不足等。中国需要加强区域秩序与区域治理的理论研究,提出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理论建构;承担提供区域与次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促进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机制的整合与升级,提升制度化水平;充分发挥智库和地方政府构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积极探索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实现效益最大化。

劳工政策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影响的博弈分析

2010年10月召开的东盟贸易投资峰会,提出要推动中国-东盟区域内的劳务配置,为促进区域内的贸易与投资创造条件,提高区域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但目前我国与东盟各国的劳工政策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从而增加了整个区域的生产成本,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中国-东盟区域内各国应该重新审视和修订劳工政策,对外开放劳务市场,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同时提高对外务工人员的整体素质。

中国—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与东盟国家间形成了一系列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由于不同合作间存在项目重叠甚至相互竞争,因此,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就极为必要。我国作为次区域地区的大国,应承担供给公共产品的"职能",也有必要对合作参与各方实行一定的利益让渡,以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更顺畅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