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协定纵向深化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以CAFTA升级为准自然实验

自由贸易协定纵向深化是中国推进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的重要内容,厘清其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对实现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视角,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了自由贸易协定纵向深化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协定纵向深化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这种正向效应在基础制造业中更凸显;自由贸易协定纵向深化通过价值链整合效应、外商投资激励效应和生产效率促进效应等途径显著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基于此,提出了持续推进FTA纵向深化、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畅通FTA纵向深化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作用渠道,推动装备制造业深度融入自由贸易区市场等对策建议。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探析--兼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启示

原产地规则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高门槛、严要求有效保护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市场,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引起了不可小视的贸易移转;它的精细设计、复杂结构是确保上述功效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原产货物认定标准、区域价值含量计算公式、原产地规则的特点等三个方面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货物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借鉴作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究——评《中国自由贸易区网络一体化水平与我国产业国际地位提升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自由贸易区成为全球化浪潮的重要特征之一,并为进一步推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手段。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自由贸易区建设时期。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将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创新研究——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

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为例,结合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使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有利于中国出口企业创新,提高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和专利质量。并且这一效应在混合贸易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向东盟出口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扩大出口市场规模、促进企业提高创新投入,从而影响企业创新。因此,高质量实施区域自由贸易区战略能够降低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风险,促进企业创新。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于2010年正式启动,是世界第三大自贸区。然而,由于地理位置接近、自然资源禀赋相似、生产的产品重叠度高等原因,东盟各国间竞争十分激烈,自贸区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本文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建立CAFTA所带来的贸易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GDP、自然资源禀赋、人均GDP差距与两国双边贸易额呈正相关,劳动力资源禀赋与地理距离与双边贸易额呈负相关。此外,CAFTA便利了两国(地区)间的双边贸易,贸易创造效应显著,但并未带来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中国在未来需要推动国内企业国际化,同时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促进多方面多维度对话,推动政策沟通和经济发展计划的协调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农产品贸易格局分析

考察2004~2013年间,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总量特征、市场结构及进出口集中度,并利用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测度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究结果表明：（1）2004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额快速增长,但双边农产品贸易逆差也逐渐扩大。（2）中国在东盟的农产品出口目的地较分散而进口来源地则集中于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的主要为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结构相对多元化。（3）中国农产品总体上不具有比较优势,而越南、泰国、印尼等国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则较为显著。（4）中国对东盟7国的农产品进口互补性指数要略高于出口互补性指数,这也印证了东盟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地。

试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和投资效应

本文试图从贸易和投资角度来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一制度安排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问题的探讨

自SARS、禽流感爆发以来,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在多次会议中频频谈及要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运作施行,将对各合作成员以及区域整体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中国与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形势及在该领域合作的情况,进而提出构建思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实证分析——以水果类产品为例

利用联合国贸发委及中国官方数据,以水果类产品为例,运用巴拉萨模型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发现水果类产品总体及水果分类产品和农产品一样具有贸易创造效应,该效应对中国、东盟福利的提高及国际化有积极的作用,提出中国应当加强水果类深加工产品的发展力度,继续保持CAFTA自由贸易区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我国与东南亚各国政府问的经贸往来愈加频繁,企业间的商业合作也越来越多,这对于我国和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有着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开放也给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鉴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放不久,各国政府针对贸易方面所签署的一系列合作协议的落实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为了稳固我国农产品在东盟市场的地位,我国政府和企业宜尽早采取措施。其中,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农业合作,加大我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以及提升我国出口农产品的技术含量至关重要。

市场对接、产业融合与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

"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经济意义甚至政治意义极为重大的战略,它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相关问题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与深刻研究,对它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政策层面上。所谓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就是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市场充分对接、产业深度融合、政策有效协调"的自由贸易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还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加强国家间产业政策的互联互通、建立优势互补的产业链和生产网络、构造多元化的分工"共荣"体系等等,以达到与东盟不同国家的不同产业双向嵌入并在总体上增加产业依赖性的目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给广西花卉业的机遇与挑战

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对广西花卉产业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应对策略。

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生效,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本文通过比较《投资协议》和20世纪80-90年代间中国与东盟10个成员国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分析其在政治风险和代位求偿上规定的不同,从而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适用提出具体建议,即协议的适用需要和资本输出国国内法制度相结合、《投资协议》提供比双边投资条约更高的保护标准、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间选择的考虑因素,从而为企业投保海外投资保险提供指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易货贸易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一部分有关贸易条款中,涵盖了易货贸易这种重要的贸易方式。在概述现代易货贸易的涵义、我国易货贸易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其在巩固和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意义,以及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审议机制探析

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议》是我国签署的第一个区域性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第二十七条审议条款涉及的审议机制,在该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领域既发挥着自贸区服务贸易监督机制的作用,又是各成员国交流谈判的平台,也是制定和修改某些规则和纪律的必经程序,对于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机制与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既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也有着区别之处。虽然,该机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发展趋势良好。在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领域,中国也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机制来实现其经济、政治和法律目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效应研究

有关静态效应的研究利用1995—2006年的有关数据对投资效应做了定量检验和实证分析。有关动态效应的研究从规模经济效应、政策预期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以及技术扩散效应四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静态效应中,市场的开放与扩大会促进整个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而对双方相互投资的增加并不明显,双方在吸引区外投资方面也不存在竞争。在动态效应中,规模经济、政策预期、经济增长三方面的效应总体就CAFTA吸引外资而言是有利因素,但需要在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而技术扩散效应并不明显。

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促进FDI流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引资效应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发展中国家逐渐将吸引FDI作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本文以古诺数量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三国模型,指出区内贸易壁垒下降可以促进跳过关税型投资和重组性平台投资。通过对中国、东盟地区1992年——2004年FDI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指出市场规模、进口额、工资水平、对区内市场的开放程度等因素对FDI流入有影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影响上述因素而提高区位优势,促进区内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同时中国相对于东盟国家的优势可以使一体化条件下厂商增加在中国的重组性投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法律框架下的CEPA发展

我国从2004年开始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港、澳地区如何以其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衔接已经运转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其协议(CAFTA)是一个现实急需解决的问题。文章论述了CEPA与CAFTA的法律制度对接的发展前景及其必要性与可行性,认为对接会使大陆、港、澳三方得益,并且提出了如何对接的操作性方案:港澳以单独关税区的身份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签署国际条约的方式获取利益,以设计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保障,以提出对接问题作为事前防范,最终得到三赢局面。

中国-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与经济效应研究——一种政府绩效评估的模式

中国与东盟于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以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双边贸易,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文章在借鉴Balassa(1978)及Ribeiro Ramos(2001)研究的基础上,利用1993-2014年之年度数据,展开中国-东盟CAFTA的贸易效应及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东盟CAFTA期间,中国GDP增长与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值存在着贸易转移效应;中国対东盟国家进出口值与中国GDP增长存在协整关系: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值对中国GDP增长有正向影响,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值对中国GDP增长有负向影响。中国-东盟CAFTA的发展重点在于:一是应致力于调节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二是加大直接投资贸易,以带动投资发展效应;三是促进信息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瓶颈及升级版建设路径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合作机制不断完善,相互贸易连年攀升,相互投资不断扩大,园区建设不断推进,教育培训合作不断加深。但随着合作的深入,各方面的瓶颈和问题也不断凸显。文章在总结成效、分析瓶颈的基础上,提出了突破瓶颈、实现升级版的建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