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学界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资料的著述,曾长期引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中国思想通史》不应该预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但古往今来的学者研究思想史或哲学史皆会预设理论框架。而且以今日视角看,《中国思想通史》仍然具备知识的“含金量”和理论的“含金量”,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含金量”虽然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但也具备历久弥新的永恒性。另外,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思想通史》对唯物、唯心分析工具的使用是严格把握分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不能将唯物、唯心分析工具泛化、绝对化的错误归咎于《中国思想通史》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上。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逻辑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学说都是循着一定的逻辑建构起来的。逻辑分析方法的主要功用在于破解思想家的逻辑前提,解析思想家的推理过程。逻辑分析方法有助于在深层意义上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逻辑分析应该从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概念做起,复原思想家的逻辑框架则是逻辑分析的关键环节,同时研究者对社会政治生活也要有自己的理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既要弄清古代思想家说了些什么,也要清晰地告诉人们我们在说什么。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特质——从古今学者对孟学的不同定性谈起

古人均视孟学为治国之学,而非今人所认为的哲学。孟子虽有哲学思想,但其核心只是要求恢复井田制“,劳力者”得其食“,劳心者”得世禄,如此而已。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均显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起源于黄帝古城时代,大体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同源,旨在治国富民,亦让治国君子合理获取有限私利。经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发展,春秋时代晚期周朝王官最终将九代的“先王陈迹”定型为六经文本,从而最终形成古人所谓的“先王之道”,今人所谓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之交,孔子师徒祖孙,将六经理论发展为仁学和礼学,从而形成董仲舒所言的“新王之道”。战国诸子细化和分化了先王之道和新王之道,形成百家争鸣的子学。汉至清代的学者反复阐释上述先秦经典,形成经学。总之先王之道、新王之道、战国子学、汉至清代经学,虽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本质均为治国富民之学,这才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特质。这一理论特质经久不变,主要与中国地理气候、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有关,也与古代君子的聪明智慧有关,自有其历史发展逻辑。

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思想史作为一套现代意义的学科体系,初步奠基于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思想史学科经过百年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为现代知识体系,并被纳入现代学科体制与教育体制,一方面确立了科学与民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思想标准,从而推动了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但是,百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中国学者重新撰写中国思想史,必然会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的挑战。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作再反思,必须具有新的时代高度和历史深度。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自主性

在诸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很少关注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自主性更是很少探讨的一个领域。在探讨学科的自主性、政治学科的自主性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自主性基础上,可以归纳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特点:重师承、士大夫身份、经世致用、决策者与民众思想的影响。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应该只分析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应该走融合的模式: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融合,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融合,政治思想与一般知识(思想)的融合。

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述论

民族思想是人类对历史和现实中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中国民族思想史就是在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并且不断发展的民族思想及其实践过程,中国民族思想史最显著的特征是鲜明的时代性,是在解决民族问题实践过程中的智慧表达。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研究中国民族思想史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视角的无锡水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篇章。无锡的水文化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精髓,助力无锡水文化建设,是无锡积极践行生态文明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智慧之举。

观念的转型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出路——读《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观念转型研究》

中国的现代转轨已经进入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对此,人们似乎早有准备。从历史维度看,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始自晚清洋务运动,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与近代文化的传播,中国在事实上已被卷入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并且伴随着深刻而又剧烈的中西文明之争的背景下展开的。不过,按照学界长期的习惯性表述,中国的现代转型还远未完成,在这其中,两大因素决定着中国是否达到了规范性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一是政治上的突破;二是观念(思想)上的重塑。

“第二个结合”与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思政建设的榫合与妙用

将“第二个结合”活用到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中,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贯彻践行。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富含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思想,与“第二个结合”有一定的联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诸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讲信修睦等十个价值,是“第二个结合”指导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思政建设的着力点,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思政反哺“第二个结合”的榫合之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予以指导,实现二者的融会贯通。

中国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轨迹、主要经验与时代路径

中国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经历了“孕育期、探索期、发展期和创新期”四个阶段,形成了“党的领导、多元包容、立足实际和提质增效”的宝贵经验。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水平的裹挟现象、教育政策扩散的失灵问题、教育内容供需的茧房效应、教育技术运用的双刃作用和教育质量标准的尚不完善,逐渐影响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协同治理水平,切实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优化内容供需路径选择,坚持立德树人价值取向和完善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是中国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路径。

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传承创新研究论纲

遵循“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整理、挖掘、阐发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中的丰富内涵,分析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文艺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艺价值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对于新时代文艺繁荣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文艺价值的视角看,当前文艺作品尚存在着价值尺度失范的现象;创作者层面,一些文艺创作者卷入功名利禄的追逐;理念层面,未能切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当代的文艺价值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80年末、90年代初较为繁盛,已有成果从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哲学基础、结构特点、理论体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已有成果梳理的较多,系统研究、研究的体系性与深度尚嫌不足;与新的时代结合,立足于对传统文艺价值思想进行现代传承创新的研究成果不多见。中国传统文论中有丰富的文艺价值创造思想,富含积极入世、勇于探取社会人生的艺术献身精神,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当前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有重要借鉴作用,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本位观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文艺良知与责任的文艺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质兼美”的精品意识。同时,要在研究中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与其他民族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整体性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整体,集中体现为其立场观点方法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一个整体,集中体现为“六个必须坚持”的整体性。“六个必须坚持”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整体统一和整体发展。“六个必须坚持”将唯物辩证法同唯物史观统一起来,将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原创性经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统一起来,深化了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要将“六个必须坚持”整体运用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征程中。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欧人权思想互鉴

中国和欧洲的传统文化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潜在人权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学西渐”,对欧洲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助力了欧洲人权学说的创立。反过来,欧洲人权学说“西学东渐”,也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权资源实现自我突破,萌发了中国的人权理念。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过程中,中国代表与欧洲代表相互交流、共同探索,为全球人权共识的达成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欧人权交流更为广泛并趋于平衡。中欧在平等和开放的基础上加强人权交流,不仅有助于中欧双方人权视野的拓展和人权共识的达成,也会为全球人权交流树立样板,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共同和谐发展。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范式探讨——评《张之洞评传》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经典论断,可以说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源头当追溯至1923年蔡元培的《近五十年中国之哲学》;而这距离1902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从而引领中国近代史研究风尚也不过相距20余年。无论是中国近代历史抑或思想史的研究,其起源均处于现在公认的“中国近代史”范畴内,使得每一位研究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梳理及分析,在不觉间均带上了自己的时代标签与社会关怀。如今阅读冯天瑜先生于近40年前成书的《张之洞评传》,此种感觉更为强烈;对这本传记进行评价,不免带上对其成书时的学术背景及作者所用史观的分析,进而谈及冯天瑜先生这一代学人的关怀所在,并站在如今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探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三重逻辑

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把握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为“六个必须坚持”,其理论特质表现为深厚的科学性、鲜明的人民性、突出的实践性和显著的开放性;理论赓续表现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脉相承;理论创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发展。从历史逻辑看,“六个必须坚持”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的凝练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根本立场、历史主动的充分体现、砥砺前行的活力之源、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始终坚持的科学思维和与生俱来的崇高情怀。从实践逻辑看,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增强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和道路自觉,将“六个必须坚持”充分运用到以“第二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践中。

“两个结合”视域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成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我们党百年积淀的历史经验,创造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从“两个结合”视域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成逻辑,有助于完整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逻辑及创新性贡献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关键在于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逻辑可以分为外在的理论逻辑和内在的理论逻辑两个基本方面。从外在的理论逻辑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六个必须坚持”继承、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内在的理论逻辑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体现为“三个统一”,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实践观、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统一;统领性要素和功能性要素的统一;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提供了体系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提供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方法,实现了内容创新、体系创新、路径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关系、核心要义与实践指向

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要从不同维度深刻领悟其核心要义,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要在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行动指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成的三维探赜

厘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何以生成,对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维度看,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成机理在于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指导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发展,在于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智慧的滋养;从历史维度看,其生成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镜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伟大成就的思想结晶;从实践维度看,其生成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解答中国之问、回答世界之问、回应人民之问、破解时代之问的理论升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译介与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科学译介是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准、高效进行国际传播的关键环节。文章从概念界定出发,梳理译介与国际传播的主要方式和现实成效,并提出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译介与国际传播的价值基点,提升译介的严肃性与精准度,坚持国际传播的话语权和主动性,创新“阐述性”译介和“多模态”传播,培养译介与国际传播融通型人才等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