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诗文批评到中国文学批评史话语构建的尝试--以《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为中心

历来治中国文学批评史者,几乎都以陈钟凡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第一部批评史著作。其实,早在1922年范祎便发表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家》,该文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轫之作。范文长期为学界所忽视,为了全面发掘此文的独特价值,本文先钩稽范祎的生平与著作;次则以范文为中心,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脉络中去审视其意义;最后对范祎的文化情怀做出理解之剖析。该文前承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古典诗文批评,后启陈钟凡等中国文学批评史名著,对于学界重新认识批评史这门学科的早期发生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会通古今与原典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教学改革

为了提高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教学质量,针对课程存在的独立性不足、教材编排中“史”“论”分离、课程现实结合不够紧密、人文精神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从通史与专题相互结合、教材内容的重组、学习情境性的构建、人文精神挖掘、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对中国古代文论原典著作的理解等方面展开探索。实施教学改革后,通过对学生满意度的调查和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的测评对比发现,教学改革达到了预期效果。

苏联模式与郭绍虞“学科变异”——对1959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作思想史解码

所谓旧版史观,是指郭绍虞民国版所构建的批评史观的学理框架。颇具创新意义的是,郭绍虞将演进到魏晋南朝才"由渐而著"的"纯文学"观念,当作其旧版史观的逻辑中轴,嗣后再用它来测定隋、唐、北宋"复古期"对它的偏移,元、明、清传统"完成期"对它的悖离。这就意味着,批评史在郭绍虞笔下,实是历代观念要么积极、要么消极回应"文学性"命题的演绎史。"纯文学"作为旧版史观的逻辑中轴,本是郭绍虞用来识别且搜辑古典文论中的"诗意"意识,并将它与讲究"教化""知性""实用"的台阁"文意"("杂文学")相剥离的基元性参照。所谓"社会因素"不是别的,正是对"日丹诺夫主义"负△的第一要素"反动政治(立场)"的委婉代码。"日丹诺夫主义"负△的第二要素是"唯心哲学(方法)"。"日丹诺夫主义"负△的第三要素是"反现实主义(观点)"。修订版要拿"纯文学"开刀,是因为中国批评史确乎没有其他观念更像"纯文学"一般适合作"反面典型"或试剑石,来见证苏联模式锋芒之厉害了。修订版为"现实主义"△觅得的第一要素叫"人民性",以对应苏联模式的"革命政治(立场)"。修订版为"现实主义"△觅得的第二要素叫"物使—心动",以对应苏联模式的"唯物主义(方法)"。修订版为"现实主义"△觅得的第三要素,是让刘勰"反形式主义"来对应苏联模式的所谓"反现实主义(观点)",虽在局部上很过硬,但就整体逻辑而言,它又与"现实主义"△另两个构成要素相悖离。正是瞄准"情异于志"可能驱动"纯文学"远离所谓"现实主义",故修订版衷心仰慕刘勰《文心雕龙》主"情志合一"。正是上述不可逾越的历史"贫困",从根本上制约着修订版只能从破坏性的负面角度,去模拟苏联模式来打碎民国时的旧版史观(以"纯文学"为中轴),但绝对无法从建设性的正面视角去构建一个与苏联模式"逻辑同构"的"现实主义"△。这既是修订版最后只能践履半个"日丹诺夫主义"的原因,也是修订版最终只能硬撑着写半部的原因。

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漫议·教师与课堂篇

我国高校中文系普遍开设有"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教改的重要维度在教师与课堂。任课教师应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善于扬长避短,教研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改进和完善教学方法;谨防教学与科研的脱节,使课堂没有活水、生机与血液;教师应在中西参照、纵横比较中多以身作则,引领学生培养其动手实践的能力。

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文学批评”这一新语虽取之西域,其学理及文献却出自四库集部。如果说集部五大类典籍为“批评”准备了海量文学文本,那么诗文评类叙及文献则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方法及范例。从“集部”出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开创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率先收获的是“史”的辉煌。在历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曲折和沉寂之后,逐步从开创期的“学出集部”走到新时期的“识通四库”,形成“经史子集”四大范式互济共进的大文论景观。史学范式,以“史”的重新书写和各种理念、风格及体量之史著的再度辉煌开其局;经学范式,以“经”之“文以载道”式的本体阐释和“词以通道”式的范畴辨析积其力;子学范式,以“子”之多元文化视野的思想争鸣和博明万事的知识纂集拓其疆;集部范式,以“集”之诗文评性质的各体批评和各种方略筑其实。“经史子集”,作为自本自根、原汁原味的知识形态及话语体系,构成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思想灵魂、历史本末、文化精神和批评方法。考察百年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可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提供中国经验、中国话语及中国范式。

竹简《诗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本文试图在较为客观地把握竹简《诗论》诗学思想的基础上,将《诗论》置于一定的历史坐标中加以比较考察,来认识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文章认为,《诗论》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篇诗学专论,是先秦文艺性诗歌评论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若干重要思想的滥觞;通过与《毛诗序》的比较,可见《诗论》与《毛诗序》旨趣迥异,其文艺价值远胜于《毛诗序》,同时《诗论》也可能对《毛诗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文章还指出,《诗论》能为审视《毛诗序》历史公案提供若干有益的启示。

范式转换与批评史学科重构——试探以关键词为纲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

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多以时间为线索对过去的文学批评进行梳理,以体现撰史者的社会立场、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在新世纪的文论生态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应突破传统的著述体例,借鉴雷蒙·威廉斯开创的以阐释核心术语来反思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键词批评"的研究范式,以理性思考学科性质为始基、以对学科发展的全景扫描为门径、以勾稽爬梳关键词为中轴来探索以关键词为纲重新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样,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精髓和逻辑演进脉络,从而促进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及其范畴体系的转型与重构。

文学批评史观念的介入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开端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开端是随着20世纪初文学观念的净化、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批评意识的觉醒而展开的。1.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纯文学观念在对传统“载道”观念进行反驳提倡文学艺术性的同时,载负了国民启蒙的历史使命。2.纯文学对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改造起了直接作用,从情感、想像和思想等因素入手并从体裁上加以界定,现代阐释之文学观念已经不同于传统。3.文学观念的净化、批评意识的觉醒、进化思想的渗透,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得以展开的关键原因,从而产生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独立的中国文学批评。

从“通史性”到“专题性”——“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改革尝试谈

"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讲出效果,提供给学生应有的知识结构,并培养他们对本学科的兴趣以及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可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而以"专题性"取代"通史性",以"重点性"取代"系统性",或者说对繁复的对象予以"抓大放小"、"消肿减肥",应该是有效的途径之一。

作为“总体史”的中国文学史及其观念确立——兼论需要怎样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在新的时代、新的时期、新的任务面前,要繁荣与发展学术文化,必须高度重视传统的基础的学科建设。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就是这样的学科建设。在20世纪,已出版的各类文学史著作,总数已突破二千种。从数量上看,是可以称之为学术繁荣的。但学术界对此并不满意,真正为学者们所认同的文学史著作尚属凤毛麟角,一些有识之士呼吁文学史研究和教学亟待改革,期盼既有分量又能给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问世。本刊约请三位学者,就文学史研究发表真知灼见,名曰"文学史观笔谈"。董乃斌教授的文章提出方法、资料和观念是文学史研究的三大要素,但处于关键地位的是观念。观念的变化带来了新课题,新课题的提出促进了资料的发掘,新资料的介入又打开了新视野,引发了新思路,形成了新观点,这样的研究必然填补文学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董文还提出要重视"非史之史",即那些具有文学史性质而不以文学史命名的专题研究著作,显然它是值得提倡的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形式和新动向。王齐洲教授的文章提出古代文学观念是古人对于文学的认识,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必须遵循历史的维度,放在历史语境。所谓历史的维度,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它,用历史的观念去理解它,用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它,用历史的态度去评论它。历史语境的建构,对于理解各种文学观念的具体文化内涵是至关重要的。学术研究者应具有才、学、识、德的综合素质,把"史法"和"史意"结合起来,这样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定然会有崭新的局面。汪涌豪教授的文章鲜明提出作为"总体史"的中国文学史及其观念的问题,他指出今天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研究应该从"观念史"向"总体史"转进,以一种"整合的历史观",既引入文化史、乃至文明史的思考维度,重视对大跨度和结构性问题的研究,又引入社会史的方法,将眼光投向底层和边缘,最大限度地复原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现场与境况,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一个较长时段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何况这三位学者都是高等学校名副其实的老师,他们既有长期文学史研究的实践,又有丰富的文学史教学经验,相信其真切见解一定能给大家以启发和教益。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改与批评观念的变迁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不同版本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将近半个世纪。由于文学批评观念的内在驱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制约,该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写作与四次修改。每一次修改的理念、内容都反映了各时期并不完全相同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与话语方式,体现了潜藏在批评观念内部的时代风云与思想规范,也清晰地反映了作者受政治意识形态制约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梳理每一次修改的具体情形,可以呈现一段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的问题史,从而将具体的文学批评论著历史化、语境化,发掘文学批评"某个时代的讲述"相对于"所讲述的时代"更丰富的思想史意义。

1950年代学科调整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命运——以罗根泽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被纳入到统一体制之内,中文系课程"中国文学史"和"写作"被突出,"中国文学批评史"因自身学科性质被排挤至边缘,甚至被逐出高等学校的课程体制。以罗根泽为代表的早期文学批评史研究者只能中止这一领域的研究,转向其他学科。1950年代后期,在"批判继承我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的思潮下,文学批评史迎来短暂的"回光返照",并且出现学生集体编写文学批评史教材的热潮。不过,周扬很快修正了这一热潮,并组织有关院校专家集体编写教材,诞生了《中国历代文论选》等一批经久不衰的著作。认识1950年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复杂面貌对于学科史研究不无裨益。

课程与讲义: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之建立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生与近代学制密不可分。这一课程最初的萌芽来源于《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的"古人论文要言"。最早在大学课堂讲授文学批评史的是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他们的讲义经过修改、传播与阅读逐渐成为经典著作,并奠定了他们在学科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任访秋在河南大学讲授文学批评史,其讲义手稿近年才被整理出版,是一部有创见之作。本文以五位学者为中心,钩稽课程表等教育材料,联系其学术脉络,围绕其课程的讲授与讲义的编写,呈现民国时期作为一门学科和著作体例的文学批评史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型教学的探索

"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面临诸多困境,展开研究型教学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需要紧扣核心内容、贴近学生实际来灵活地设计问题,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在双向的师生互动中查阅文献、思辨分析以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学生综合能力的有效提升。

传统人文学科“师生共创授受并重”教学模式建构探索与实践探索——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例

在信息技术条件支撑下,传统人文学科课堂通过转换教学思路,提升教学效果,是新时期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要实现传统与现代贯通、理论与实践融合理念,应该精选富有生命力的“关键词”作为教学重点,在“通史性”中突出“专题性”,在“系统性”中强调“重点性”,灵活转换教学方法和手段,引导学生深度参与课程,创造一种“师生共创授受并重”的教学模式。

鱼在水里 水在鱼中——《中国文学批评史》感悟式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新探

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感悟式教学借鉴了多种教育理论,是在"启发式"教学基础上根据教学内容紧密贴近《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实际而提炼出的一种教学模式,采取师生互动的"主导—主体"教学模式,积极探索以"启发式"为主的多种教学方法,营造开放的教学环境,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其核心是感悟式学习模式。

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看郭绍虞先生对神韵论的探索

郭绍虞先生对神韵的见解散见于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各个批评家的看法。他对神韵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一、更侧重"神韵"自然天成的风格特点;二、从思维、创作方法、创作主体、风格等方面对"神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析;三、"神韵"作为郭先生梳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关键概念,具有诗歌的实践性和文学理论的品格。

训诂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之关系

训诂既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内容之一，同时又在其整体研究中处于基础地位，它的作用就在于为我们的批评史研究提供正确的认知前提。但同时我们又不能过分强调训诂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整体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以免偏离学科的发展方向，并制约到整个学科的发展进程。

韩国“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述略——以车相辕《中国古典文学评论史》为例

韩国有较好的中国文学研究传统。车相辕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评论史》是韩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论述部分用韩文写成,并收入大量中文原文的中国文学批评资料,可谓韩国"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的经典,体现了韩国学者在这一学科的研究实力。将车著与同时期中国已有的同类著作进行对比分析,可发现韩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受中国影响甚大,但也有出新之处。车著对原始资料的重视体现了韩国学者重考证辨析的特点和扎实的学风,跨学科背景使得著者的学术视野更为广阔,这些特点都能够对中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和学科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命名

自西方输入的"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作家作品,而"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涵盖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故自学科诞生之日起,名称问题就困扰着研究者。这一困惑的成因在于"criticism"在语源学的含混,它来自希腊文"krinein"一词,虽然意思仅为"判断",但这一术语在十七世纪渗入各国方言时,含义便扩大起来。二十世纪,学科分类意识加强,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区分之必要凸显,自然与"文学批评"这一术语的固有含义发生牴牾。因而辨析"文学理论史"、"文学理论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文学学史"、"诗文评史"等学科名称很有必要。